不是宗教胜似宗教

　　儒教站在人生之内，逆觉体证

　　千年儒教的命运流变

　　秦汉之前，儒家非教，只是一个影响较大的思想流派。直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才一跃登顶，由“家”入“教”。作为封建“宗教”，其“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教义一直钳制着人们的思想，以致近代有识之士要“打倒孔家店”。作为思想学说，儒学这两千多年来经历了六种历史形态，即子学、经学、理学、心学、气学、新学等。

　　儒教——是不是宗教

　　儒，最早是举行仪式或祭祀时的司仪，后泛化为知识分子的通称。《说文解字》中说：儒者，柔也，术士之称。《汉书》中说：有道术者皆为儒。《法言》中说：通天地人曰儒。《论衡》中则说：能说一经者为儒生。

　　“儒”出身于“士”，又以教育和培养“士”为己任，是“师者”。孔子首倡私学，其学生子夏、子游、曾参等皆为名师。因此，“儒”便逐渐成了孔门弟子的专称。

　　另外，关于“儒”，孔子还曾告诫弟子，要为君子儒，不为小人儒。

　　“君子儒”与“小人儒”

　　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且如扬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儒也。虽日赋万言，亦何取哉！——《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

　　儒教到底是不是宗教？世人对此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儒教没有受到崇拜的人格神，没有“天国”或“极乐净土”，也没有超脱凡俗的出世思想，因而不是宗教。其实，出于下列原因，也可将其视为宗教。

　　第一，有专门的祭祀场所。孔子死后，其故宅率先成为祭祀场所。在孔子逐渐被神化后，供奉他的“文庙”也日渐增多，20世纪初达到两千余座。而且，古代学童入私塾就读，每天上下学都要向孔子牌位磕头敬礼。

　　第二，有自己的教义。儒教把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当成宗教来信仰，封建宗法制度与神秘的宗教观念融为一体，信奉“天地君亲师”，而“四书”“五经”就是儒教的“经书”。

　　第三，有自己的宗教仪礼。宗教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有一套祭祀的礼规仪式。两千年来，人们逐渐在祭孔大典中加入佛教、道教的宗教仪式，仪式日臻完善，宗教色彩更加浓厚。

　　不过，儒教不同于一般的宗教。

　　一者，它神秘成分少，无天堂、地狱、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之说。

　　二者，道教有三清、四御、天仙、地仙、散仙等；佛教有佛、菩萨、罗汉、天神等；孔庙中虽有“四配”“十二哲”等，但更像纪念堂，没有神仙派系。

　　三者，佛寺、道观、教堂、清真寺等都有专门神职人员，且世人入教有定规、定仪，佛教、道教更有“出家”“在家”之分，而儒教则无专门的神职人员，信徒入教也无固定的仪式。

　　把“俗人”变成“僧侣”

　　儒教以中国封建伦理“三纲”“五常”为中心，吸取佛、道的宗教思想和修养方法，提倡“存天理，去人欲”，使宗教社会化；把俗人变成僧侣，使宗教生活、僧侣主义、禁欲主义、蒙昧主义、偶像崇拜渗透到每一个家庭。——《宗教辞典》

　　儒教到底是具有宗教色彩的思想学派，还是世俗意义上的特殊宗教，难下定论。但不管怎样，儒学的观念主张，早已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土壤中，世代炎黄子孙无不深受熏陶和影响。以此说来，儒家究竟是“学”还是“教”，似乎已不重要了。

　　周礼——儒学的先声

　　提起儒教，人们便会想到孔子，但实际上，“周公制礼”才是儒学的先声。周公姬旦，儒教之“元圣”，孔子之偶像。孔子晚年曾叹道：“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周公对孔子的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周公是武王的弟弟，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他当摄政王。后来，他平定了“三监”叛乱，使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之后，他便在夏礼和商礼的基础上，以“亲亲”和“尊尊”为指导思想，综合本族的风俗习惯，制礼作乐，建立了一整套典章制度，史称“周公制礼”。

　　周公吐哺

　　周公曾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沐浴未毕，用餐未完，便迫不及待地去接待贤士，可谓求贤若渴。所以，曹操才叹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周公制礼，内容广泛，大到国家政治制度，如宗法制、分封制和国家重大活动的礼仪制度；小到个人日常行为规范，如婚礼、丧礼、成人礼、祭祀等，无所不包。

　　根据周礼，周王为天下共主，称天子，为大宗，其叔伯、兄弟则为小宗，此为“宗法制”。天子之下为诸侯，诸侯又分爵、分等，此为分封制。宗法制和分封制结合，组成一套系统、严格的礼仪制度。

　　另外，商周两代非常重视祭祀与征伐，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说法。祭祀有隆重的仪式，出征、会盟、饮宴、婚嫁、丧葬等，都有不同的仪式或乐舞。

　　总之，周朝执政者试图使周朝的社会制度、国家制度、人们生活及思想，都符合礼的要求，做事以礼为准则。

　　此后两千多年，虽朝代屡更，但西周时所确定的各种礼制多得以传承。如办丧事时禁止谈笑，邻居有丧事时不许在街巷唱歌，听音乐的时候不要唉声叹气等。其婚姻制度中的“六礼”和“七出三不去”，更是中国聘娶婚的源头，影响至今。

　　“六礼”和“七出三不去”

　　六礼，西周礼制所规定的婚姻成立的条件。即合礼合法的婚姻，必须通过纳采、问名、纳吉、纳币、请期、亲迎六大程序来完成。

　　七出是解除婚姻的具体条件。一是无子，二是淫，三是不顺父母，四是口多言，五是盗窃，六是妒忌，七是恶疾。

　　三不去是对七出的限制。一是有所取无所归，即妻子家族散亡的不可休。二是与更三年丧，即曾为公婆服丧三年的不能休。三是前贫贱后富贵，即娶妻时贫贱，后来富贵的不可休。

　　古时决定婚姻的缔结与解除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才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木头抱着走”，才会有《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陆游的妻子唐婉的离婚悲剧。

　　周公不仅以自身的品格和能力为儒家提供了理想的人格典范，而且他所制的“周礼”也为儒教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可以说，儒教的源头就在周公。西周初年的礼乐制度和典籍文物资料，多保存在《周礼》和《尚书》中。

　　子学——儒学的创始

　　子学，这里指“诸子之学”中的儒学。春秋战国时，中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文化高潮，孔子是最早鸣起的巨子。通过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的广泛传布，儒家成为显学。

　　春秋时期，孔子施教，讲授德行、政事、言语和文学。其中，德行居首，其核心为“仁”。将德行排于政事之前，表明孔子已有内圣重于外王、德行重于政事之意。

　　德行主要表现为对礼的遵从和践履，仁德修养是践礼和政事的基础，是诗、书、礼、乐的灵魂和根本。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孔子自己“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要求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他看来，仁虽为一种内心修养，却必须与实际行动结合起来，于人事上磨炼和体现。

　　孔门三戒

　　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这就是孔子给出的人生修养要诀：少年戒色，壮年戒斗，老年戒贪。

　　战国时代，杨朱、墨翟的学说充斥天下。儒者孟轲愤然而起，祖述尧舜，宗师仲尼，滔滔雄辩，摧折百家，迎来了儒学的再次高潮，人称孟子。

　　孟子继承、发扬孔子“为仁由己”“与命与仁”的思想，大肆宣扬“修己以俟命”。修己，即力求使自己的言行合乎仁义，至于效果如何、结果怎样，一盖听凭天命。也就是说，只管我能主动管的这一头，我管不了的那一头，不妨洒脱对待。

　　孟子还完善了孔子“知天命”的思想，提出通过命运发展的内在规律──天数循环，来认知命运的新学说。另外，他对自己的才识十分自信，曾言道：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浩然之气

　　孟子善养“浩然之气”。他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可见，浩然之气充塞天地之间，极为浩大、刚强。它是正义和道德积累的结果，是不能靠伪善、伪义、伪德来获取的。

　　战国末年，养士风起，稷下尤盛。荀况应时而出，三为祭酒，后为老师，洋洋洒洒，气盖群伦，使儒家学说又现辉煌，人称荀子。

　　荀子是先秦儒家中的一位理性主义大师，他对命运问题，对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思考。对于命运，他提出“修身端行，以俟其时”，即强调“命运”与事物发展的时间、阶段的相关性。他还从唯物主义天道观出发，提倡以人力制服自然，做命运的主人。

　　化性起伪

　　荀子曾说，圣人化性而起伪，无伪则性不能自美。在他看来，人性本恶，生而好利、纵欲，亟须后天文明的熏陶、感化。借助礼仪、法度和艺术等的“化性”，对人进行塑造，使人具有崇高的精神境界，即是“化性起伪”。“伪”，指后天的人为教化。

　　孔子讲仁爱，是要求把人当人看，而不是当做“会说话的工具”。孟子讲仁政，是要求用人学的观点治理国家，反对统治者的兽性膨胀。荀子讲礼法，是从人性的弱点出发隐恶扬善，谋求社会的秩序和稳定。总之，子学是奴隶解放时代人性觉醒的反映。

　　经学——儒学的突起

　　春秋末年，孔子编撰了《书》，删定了《诗》，编订了《礼》和《乐》，作了《易》的一部分，并根据鲁国的史料创作了《春秋》，形成了六经。此后，儒生们就以六经为课本学习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六经就已被人们公认为宝典。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存世的《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奉为最高经典。五经内容艰深、不易理解，却包含着宇宙秩序、国家管理、道德规范、日常生活的准则，所以研究经书便成为士子的必修课，经学由此诞生。

　　经学研究以注疏为主。“注”就是解释经文，“疏”则是对一些过于简要或年代久远的注加以解释。此外，如“考证”“集解”“正义”等，都是对于经书一字一句的详加研究，以期通过剖析、消融、说明经书，来解放思想、释放智慧。

　　注经之法有二：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注我固注我，我注亦注我；我不注六经，六经何注我！一人解释六经，有一人之儒学，一朝人解释六经，有一朝人之儒学；历代人解释六经，乃有历代之儒学。一部儒学史，就是历代儒者不断地解释六经的历史。

　　孔壁遗经

　　秦始皇焚书坑儒，先秦儒典几近绝迹。好在“竹简不随秦火冷”，汉武帝时，鲁恭王为扩建王府，拆孔子旧宅，从其夹壁中发现多种蝌蚪文古经书，有《尚书》《论语》《孝经》等。孔壁遗经延续了中国文化的道统，正是“天全鲁壁藏，不堕秦火虐”。

　　汉朝是经学的黄金时代，朝野内外诵经成风，《汉书》中说“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汉朝“以经义决狱”，是其治国为政的一大特色，也是经学繁盛的一大标志。儒生通过司法实践及官学、私学教育，移风易俗，将经学思想植根于普通民众中。

　　汉初一些年长儒者，或以口述方式默诵出已遭焚毁的经书，或把秦时冒险藏匿的典籍重新拿出，这些经书均以秦、汉通行的隶书写就，称为今文经。后来发现的孔壁遗经，以及众多得自民间的古典文献，都是用战国古文字书写的，称为古文经。

　　今文经学以《春秋》为“元经”，其主流就是“春秋公羊学”。董仲舒对于公羊学中灾异、符瑞、天人感应的阐发，引发谶纬之学泛滥。古文经学较少受“师法”“家法”的制约，较为自由，较为简明，也较为理性，与谶纬瓜葛较少。于是，今、古两派就开始互相争斗。

　　秘经

　　秘经，即纬书，是以“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为依据，附会儒家经义而衍生出的书种。它多以隐语形式，预言吉凶祸福、治乱兴衰，昭示上天旨意，推动了经学的神学化。南北朝以后，纬书受到查禁，仅有少量残篇存于《古微书》《七纬》等书中。

　　汉末，今、古文经学合流。唐初，南北经学统一。宋代理学兴起，“经学变古”。到了清代，大儒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近代学者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经学走向衰亡。

　　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仅《四库全书》经部就收录了经学著作1773部20427卷。经学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

　　理学——儒学的完善

　　韩愈话道统，周子说太极，张载道气化，程子明天理。南宋有朱熹，平生注四书；综罗百千代，理学始大成。万物皆有理，理物皆有道。理学以道理物，又称道学。

　　汉武帝独尊儒术，儒教初具雏形，但其某些宗教特征尚待完善。后世儒者以封建伦理为中心，逐渐吸取佛教、道教的修行方法，创立了宋明理学，完善了其宗教特征。儒教信奉“天地君亲师”，把封建宗法制与神秘的宗教世界观很好地结合了起来。

　　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鼻祖，其思想已初具理学雏形。《宋史》说他：“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明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

　　其弟子程颢、程颐，则最终将理学理论化。二程视“理”为最高的哲学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程颢的“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酷似佛教禅修法，程颐则大肆宣扬宗教禁欲主义。

　　正心诚意

　　理学要义在于“存天理，灭人欲”，在于“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不仅对小民，也对达官贵人，甚至要求皇帝也要“正心诚意”。据说，程颐凡赴宴只要得知宴会上有歌伎，他便会看也不看一眼就拂袖而去。

　　南宋理学大家朱熹继承并发展了二程的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理学体系，标志着理学的成熟。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后世尊称他为“朱子”。

　　宋元明清时期，程朱理学为历代统治者尊崇，并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存天理，灭人欲”是理学家们全力以赴的修养目标。其所谓“天理”，无非是“三纲”“五常”等伦理教条。他们所追求的精神境界，更偏重于封建道德、宗法制度、伦理纲常，带有鲜明的宗教性质。儒教虽无入教仪式，但在中国社会各个阶层都有大量的信徒，不仅读书人，连渔人、樵夫、农民都逃不脱儒教的无形控制。

　　世上无如人欲险

　　胡铨因弹劾秦桧被贬海外十余年，北归之日，饮酒题诗：“君恩许归此一醉，旁有梨颊生微涡。”以此来形容侍妾黎倩的一笑之美。朱熹就此认为其修养不够，并特地作诗曰：“十年浮海一身轻，归对梨涡却有情。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

　　可以说，儒教发展到宋明理学，已经成为一个影响整个社会的宗教。它虽然缺少其他宗教的外在特征，却具有宗教的本质属性。例如，禁欲主义、“原罪”观念、蒙昧主义、偶像崇拜，注重自我反省的宗教修养方法等宗教属性，儒教全都具备了。

　　明朝以后，理学成为八股取士的主要内容。后来，王阳明的“心学”一度昌明海内，理学逐渐失去人心。清廷入关后，为巩固统治，禁锢人心，重新推崇理学。直到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砸烂“孔家店”，新学渐盛，理学遂江河日下。

　　心学——儒学的变异

　　心学，全称“陆王心学”，是由陆九渊、王阳明等发展出来的儒学一脉。心学最早可推溯至孟子，而北宋程颢开其端，南宋陆九渊大启其门径，并与朱熹的理学分庭抗礼。明代王阳明则首创“心学”概念，提出心学的宗旨是“致良知”，至此心学有了清晰而独立的脉络。

　　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虽有时同属宋明理学之下，但多有分歧，陆王心学常常被认为是儒家中的“格心派”（主观唯心主义），而程朱理学为“格物派”（客观唯心主义）。

　　宋代大儒陆九渊认为：“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他主张“吾心即是宇宙”，倡导“心即理”说，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往古来今，概莫能外”。他认为，治学的方法，主要是“发明本心”，不必多读书外求，“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

　　六经注我

　　《陆九渊集》中记载：“或问先生：何不著书？对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对此，陆九渊的弟子杨简解释说：“《书》者，先生之政事；《诗》者，先生之咏歌；《礼》者，先生之节文；《春秋》，先生之是非；《易》者，先生之变易。”六经，天下人的六经，每个人的六经！

　　明代大儒王阳明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开创“阳明心学”，又称“王学”。王阳明强调，“心即是理”，最高的道理不需外求，从自己内心即可求得。他的思想被弟子们继承，并以“讲会”的形式在民间广为传播。其中，泰州学派更是将其学说推向极致，认为由于“理”存在于心中，因此“人人皆可为尧舜”，即使不读书的平民百姓，也可以成为圣人。

　　心外无物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枝问曰：“天下无心外物。如此花枝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王阳明《传习录》

　　阳明心学“心即理”的观念，也影响了世人对“人欲”的主张和看法。由于“心即理”，“人欲”便不再如朱熹所认为的那样，与“天理”是对立的，因此是可以被正面接受的。这对明朝晚期的“人性复归”和“个性解放”等进步思想的出现，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心学四诀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人心本无善恶，是“意”，让人有了善恶之分。心存善恶之念，一点一点地去做，就能为善去恶。后两句说白了就是知和行的关系，不但要知也要去行。

　　气学——儒学的转折

　　气学，宋明儒学的主要学派，以“气”为核心概念，以张载、罗钦顺、王夫之等为代表。

　　张载是北宋大儒，他提出了以“气”为核心的宇宙结构说。张载认为，世界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看得见的万物，一部分是看不见的，而这两部分都是由“气”组成的。“气”有两种存在方式，一种是凝聚，一种是消散。消散也不是消失得没有此物，只不过是人们的肉眼看不到而已。他用“太虚”表示“气”的消散状态，这是本来的原始状态，“气”是“太虚”与万物的合称。张载说：“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

　　罗钦顺是明代大儒，他建立了唯物主义理气学说，主张“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他认为，“气”是宇宙万物的根本，“理”是“气”运动变化的条理秩序；“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反对朱熹“理与气是二物”的见解。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他批评程朱理学的唯心主义倾向，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以为“气”是物质实体，而“理”则是客观规律。他又用“氤氲生化”说明“气”变化日新的性质。

　　“气学”最著名、最具代表性的文本，首推张载的《西铭》。这篇铭文虽仅有200多字，却为人们构筑了一个共有的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并且为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宏阔的境界。《西铭》在传统社会即备受赞誉且传诵不绝，并且其所描述的价值理想，所展现的人生追求，在今天仍有着积极而丰富的意义。

　　西铭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也。

　　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颍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厎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

　　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新学——儒学的走向

　　清朝中期，汉学极盛，儒生们纷纷埋首故纸堆中，在理论上毫无创见。后经戴震、庄存与、刘逢禄等人的努力，提倡“微言大义”的今文学的诞生。至魏源和龚自珍时，今文学开始转向批评腐朽封建统治的新儒学。

　　后来，西学东渐，国门大开，传统儒学日渐衰落。儒家学者为求自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思想。之后，康有为、谭嗣同等为了托古改制，对传统儒学加以改革与创新，树起近代新儒学的大旗，代表作有《新学伪经考》《仁学》等。

　　康有为把近代自然科学的新成果电气、星云，与传统儒学中的元气、仁心杂糅在一起，用以解释宇宙自然的生化和人类社会的演进，建立了资产阶级新儒学。谭嗣同则建立了以“仁”与“以太”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以图为维新变法清除障碍。

　　孙中山籍古创制

　　孙中山结合西方民主制度和儒家思想，创立了政权、治权分立的民权学说和五权分立的政体学说，还仿“周礼”制订了详细的“结会”“动议”等规程，并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基础，以儒家的大同作为民主的同义语。

　　现代新儒学则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是对“五四运动”激烈反传统的一种保守的回应。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的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堪称现代新儒学之开山之作。熊十力、冯友兰等亦先后成为现代新儒学的主要代表。

　　大众儒学

　　一种新儒学研究派别，是当代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学派认为，“内圣外王”涵盖了“塑造人”的理论和“塑造人群（含人群、社会和国家、世界）”两个方面，涵盖了整个社会学的全部领域，一切有关社会学的学说都可以用“内圣外王”予以贯通。

　　他们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目标是在汇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和发展儒学。代表作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继承陆王心学构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

　　内圣外王

　　这是对儒学思想的总概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内圣范畴，即通过修养成为圣贤；齐家、治国、平天下，属外王范畴，即在内心修养的基础上通过社会活动推行王道，创造和谐社会、大同社会。内圣与外王都以仁、义、礼、智为根本指针。

　　新中国成立后，新儒学沉寂了几十年，成绩甚少。改革开放后，一些新儒学著作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一些学人开始反思和讨论新儒学的功过利弊，对儒学和新儒学进行彻底的、全面的去糟取精、古为今用。新儒学是当代和谐文化的组成部分，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最高成果。

　　教义、思想与终极追求

　　儒教以孔孟之道为教义，以此规范、引导信仰者的思想和行为，同时也作为了一种传教的载体。孔孟之道不仅被儒士作为立身行事的规范，而且也成了中国人思维模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主体部分。其中的条条框框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影响着其言谈举止。

　　成仁取义——儒者的人生路

　　在人生路上，总要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和冲突，如生死、穷达、理欲、毁誉、力命、出仕、公私、群己等，应持何种态度？应怎样选择？儒家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儒家看来，选择人生路的原则就是“以仁义为重”，当道德价值与其他价值发生冲突时，应毅然决然地成仁取义，选择道德，放弃其他；当非道德的各种价值发生冲突时，人应达观待之，悠然洒脱；而当道德与非道德价值发生冲突时，可灵活权变，相机应对。

　　生死问题是人生的最大问题。孔子曾说：“不知生，焉知死。”他不愿谈论死亡，认为人应当着力于生存，尽量把生的义务做到最好。儒家并不畏死，他们认为死亡是自然的，并不可怕，关键是人要在死亡中表现出生命的意义和人格的伟大。

　　成仁取义

　　儒家对人的死法是很有讲究的，强调人要死得其所。比如，孔子说：“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关于义利问题，儒家主张重义轻利或崇义非利。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荀子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孟子则说：“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

　　公与私，也是人生中一对大矛盾。对此，孔子说：“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矣，敏则有功，公则悦。”即应该以宽仁争取民心，以挚诚争取信任，以公道让群众悦服。孟子说：“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也是强调先公后私、以公为重。

　　推己及人

　　在群己关系上，儒家提倡推己及人。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则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具有明确的关心群体、尊重群体的价值取向。

　　对于理欲问题，儒家最初反对纵欲，倡导以理制欲。如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后世儒家则将理与欲对立起来，认为是一善一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如朱熹说：“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则其心私而且邪。”

　　对于人力和天命的关系，儒家讲求“尽人事，听天命”。他们既刚健有为、奋发进取，又不盲目自信，夸大主观力量；在挫折面前能够安之若命、泰然处之；跌倒之后会继续努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体现的就是这种精神。

　　出仕与入仕

　　对于出仕与否，儒家是很达观的。在他们看来，有机会出仕并把道德播扬到天下固然很好，若没机会出仕而能全德以退也很不错。他们主张，国家有道就出仕，国家无道就隐退。可称得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了。

　　儒家惯看穷达，相当洒脱，基本上是“区区小事不足挂怀”。对儒者来说，最大的财富是道德，外在的地位、财富并不重要。所以，孔子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孟子说：“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

　　对儒者而言，能正其谊、明其道，人生就有意义，外在的称赞与诋毁无足轻重。如《论语》中所说：“叔孙、季孙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

　　天地君亲师——儒教五偶像

　　儒教将神秘的宗教世界观与封建专制宗法制融为一体，形成了一套政治神学伦理观，归纳起来就是“天地君亲师”。它对中国人影响极大，比如过去中国堂屋中央的神龛里，就总是摆着一块写着“天地君亲师”的长方形木牌。

　　“天地君亲师”构成了儒教文化的根本，被称为“礼之三本”。其中，“天地”是“生之本”，是所有生物和人类生命的本源。

　　“天”是世间万物的主宰，对其旨意只能顺从，不能违背，简言之“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西汉的董仲舒在倡导“独尊儒术”的同时，还提出了“天人感应”说，认为皇帝是天子，理所当然应该主宰人间。

　　天人感应

　　一种神秘主义学说，认为天和人精神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该学说将天视为至上的人格神，认为天子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其实质，是对皇权的神化。

　　正所谓“上有天，下有地”，“地”的地位虽然不如“天”，但仍然排在“人”之前，所以有“天地人”之说。天为阳、为刚，地为阴、为柔。天地交合而生万物，地是世间万物的承载者，其作用也是不可小视的，一般将“天地”并称。

　　天地之间就是“人”了。人分尊卑，其中君、亲为尊。“君”指君主、皇帝、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亲”指先祖，是“类之本”，没有先祖，就没有人类的生存繁衍，先祖是族群生命的源头。

　　“君亲”是封建宗法制的核心，人生在世，要以“忠君孝亲”为本。其实这才是儒教提出“天地君亲师”的目的所在，前面的“天地”仅是为了烘托、渲染后面的“君亲”而已。而且，儒教主张先“君”后“亲”，即先“忠君”而后“尽孝”，这也是封建士子的行事法则。

　　那么，“师”又有什么作用呢？其实，“师”是“天地君亲”的代言人，其地位也是非常崇高的，因此自古就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师”有时具体指孔子，有时又指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师”担负着向人们，尤其是下一代讲解、灌输“天地君亲”的神圣使命。因此，儒教一贯强调“师道尊严”。

　　至圣先师

　　“君”仅限于一代，“亲”只限于一脉；只有“师”，既具体又超越。比起“天地”来，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比起“君”和“亲”来，他又超越了一个个具体的王朝和宗族。从这意义上说，被儒教奉为人格神的“至圣先师”孔子，可谓“礼之三本”的真正中心。

　　“君师”是“治之本”，“君”指皇帝、君王，也就是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秩序；而“师”，则专指“万世师表”的孔子，以及他代表的儒教礼教文化。只有皇权代表的政治力量与礼教代表的世俗的约束力相结合，国家、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总之，“天地君亲师”是宗法制度与神秘宗教观念的有机结合，其中“君”和“亲”是中国宗法制的核心，“天”是君权神授的神学依据；“地”是作为天的陪衬，而“师”是代天地君亲立言的神职人员，拥有最高的解释权。

　　三纲五常——儒家处世标尺

　　“三纲五常”是儒家的处世标尺，也是儒教的伦理观，它正式确立于宋代。

　　其中，“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它要求臣、子、妻绝对服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堪为臣、子、妻的表率。“三纲”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基本的伦理关系，其中“君为臣纲”为主，“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辅。

　　与“三纲”并称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三纲”的辅助和补充，是封建社会处理君、臣、父、子、夫、妻、师、友等各种社会关系的主要标准和尺度。

　　三纲五常的先声

　　“三纲五常”的源头可远溯先秦。如孔子曾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仁、义、礼、智、信等伦理道德观念。孟子进而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韩非子也曾指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为“天下之常道”。

　　三纲、五常这两个词，最早出现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中。书中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乃《春秋》之大义也。”

　　董仲舒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这三种关系是最主要的，其中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即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也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他还认为，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之道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之间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统治者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他看来，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人具有与生俱来的五常之道。坚持五常之道，就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

　　贵阳而贱阴

　　古人贵阳而贱阴，“三纲”即来源于阴阳之道。君、父、夫体现了“阳”面，臣、子、妻则体现了“阴”面；“阳”永远处于主宰、尊贵的地位，“阴”永远处于服从、卑贱的地位。据此，君、父、夫的统治地位得以确立，封建等级制和政治秩序得以与宇宙的根本法则连通。

　　宋代的朱熹最早将“三纲”“五常”连用，正式确立了“三纲五常”的伦理观。他在继承和改造程、张“天理”和“气学”理论的基础上，融进了佛、道的思辨观念，提出“理本气末”“理先气后”的哲学思想。

　　朱熹说：“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他又说：“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但他又强调，不仅要讲“形而上之道”，而更重要的是将这些“道”应用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三纲五常”产生后逐步地成为人们生活中的行为规范，在一定程度上为稳定封建社会的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后来却成了扼杀进步思想的桎梏，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修身法——存天理，灭人欲

　　存天理，灭人欲。即保存心中的天理，消灭人的欲望。这是宋代大儒程颢、程颐、朱熹等将“三纲五常”神秘化（理生天地，成万物之性，展现为“三纲五常”）后，提出的儒教的道德修养目标，同时也是修炼的方法。

　　天理和人欲的对立，最先见于儒教经典《礼记》，但是给天理赋予特别重要的意义，并且把天理和人欲的对立作为道德修养中的基本对立，则是由宋代“二程”，即程颢、程颐首先提出来的。

　　那么，何谓天理，何谓人欲呢？“二程”认为，天理即人的先天善性、本然之心、纲常人伦，是人必须努力追求并用以自律的普遍道德原则。气聚合为人，人的气质之性——人欲，也随之形成。人欲又会阻碍天理的发挥，导致恶的出现。

　　“天地生化”与“人的生化”

　　程颢、程颐认为，“天理”生化的“气”创造了世间万物，人也是“生于气”。朱熹则说，“理一分殊”，万物由“太极”生化而来，是为“理一”；“太极”生阴阳二气，继而又生化出万物常理，即所谓“分殊”，并认为“人生于二气五行运行之际”。

　　儒家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根本的标志，就在于人保有天理。本性、本心为善的人之所以会走向恶，就在于其先天之善被后天的物欲所污染，人的本心昏聩不明，天理也就难以彰显，只有泯灭物欲、私欲，才能复明先天的善性。

　　人们喜欢游玩，喜欢音乐，喜欢财富，喜欢美女等，虽然也是欲望，但那是天理固有的内容，也是人情所无法避免的。遵循规则，使天下人都能享有这些，那就是天理；把这些据为己有，以满足一己私欲，就是人欲。吃饭是为了维持生命和健康，这也可视为天理；但如果要求美味、佳肴，超出了维持生命和健康的目的，那就是人欲了。

　　“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

　　天理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都体现在人心，无心则无以见性。而且，人只一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道心即天理，人心即人欲。为了树道心、复天理，必须去人心、革人欲。

　　天理、人欲的界限，归根到底，乃是当时的制度是否允许。比如说，皇帝、官吏和富人也可以有数个妻子，这都不算是人欲。如果女子不安守本分，企图嫁给心爱者，这就是人欲。臣子享受锦衣美食，也不算人欲；但是如果想做皇帝，这就是人欲。这中间的区别非常微妙，需要认真体会。

　　“存天理、灭人欲”首先是统治阶层的道德原则。统治阶层之中，又首先是要求皇帝能够存天理而灭人欲。这是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而制定的道德规范，以便约束自己内部的个别成员，使他们把行为限制在当时的道德规范所允许的范围之内。

　　修齐治平——以天下为己任

　　《大学》中说：“修身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人生修养之路的四个阶段，四级递进、互相蕴涵，最终可实现内圣外王。

　　正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是人生路上关键一环，是道德之本、政治之本，每个人都要由此出发。而且，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有内在的统一性，只要身修，出将入相、修齐治平皆在其中。儒家修身，可分为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两个环节。

　　格物致知

　　格物是修身的起点，一般可以理解为广泛地探求事物的道理，包括读书、论学、应接事物、反省内心等多种活动；致知是格物的继续，可以看作是对格物所得的综合思考、整理加工等活动，是体会天道人伦的思想过程。

　　正心是致知的发展。愤怒、怨惧、好乐、忧患等情绪，会干扰人的正常思考，导致人有物不见、有声不闻。因此，就需锻炼专心，以排除情绪干扰、聚精会神，此为正心。诚意就是锻炼慎独，做到既不欺人也不自欺，独处时也像被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仍然克诚克谨。

　　修身之后，人生进入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阶段，这是从内圣到外王的必然转化。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实践，是对修身内圣的客观运用，也是对修身所得的巩固和提高，它们依赖修身，也发展着修身，可以说是修身的继续和特殊形式。

　　所谓齐家，就是孝顺父母、敬重兄长、慈爱子女等，也就是按儒家伦常来治理家庭，使全家和睦、长幼有序。所谓治国，是出将入相、辅弼君主、为民立命、抚慰孤独，即用王道政治来管理郡国，使君臣有义、人民有信。所谓平天下，是昌明道德、尊贤亲亲、敬臣子民、怀柔诸侯，即行仁义道德于海内，使天下太平、夷狄臣服。

　　真正的人生应当是修齐治平的，内圣和外王不应分裂。孔孟不得其位是历史的遗憾，而诸葛亮、范仲淹等名相名臣则备受推崇。不管怎样，一个人能从修身齐家的道路上踏入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仕途，在儒家看来都是最理想的，是千百年来知识分子所渴望的人生道路。

　　何以取人

　　实际上，多数人没有机会治国平天下，所以儒家也意识到不能以“外王”来取人，如董仲舒提出：“正其谊而不得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因而儒家将评价人的境界、价值的标准归结到了人生动机上。

　　在儒家看来，人生道路也是“道中庸”的过程。君子无论在何时、何地、何事上都要持守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既无过之也无不及。儒家将中庸抬高到了宇宙本体的地位，视之为天人之道，即“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其实，中庸也是一种处世艺术，它存在于人们的日用伦常之中，人人能知，人人能行，但做到极致却相当不易。无论情境多复杂、多困难，人们固然可以向中正不倚努力，但“中庸”不是明摆在那里的，凡事各有其中庸，若不去努力和探索，错误依旧难免。

　　修齐治平与中庸是儒家提倡的人生道路，也可说是其人生道路的理想范式。它们贯穿于人的生命过程和各种活动中——求学、成家、立业、事亲、为官等，规划着人的生命轨迹，规范着人的生活方式，为中国封建社会成为一种超稳定的结构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

　　横渠四句——做个堂堂之人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有名的“横渠四句”，是宋代大儒张横渠先生的名言。近代新儒学大师马一浮评价说：“依此立志，方能堂堂地做一个人。须知人人有此责任，人人具此力量，切莫自己诿卸，自己菲薄。”

　　什么叫“为天地立心”呢？

　　天地之心见于人心一念之善，所以《礼运》说：“人者，天地之心也。”《程氏遗书》说：“一日之运，即一岁之运；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人心的善端，就是天地的正理。以此说来，“仁民爱物”，便是“为天地立心”。天地以生物为心，人心以恻隐为本。若无恻隐，便是麻木不仁。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心之全德曰仁。若能识仁求仁，好仁而恶不仁，就是“为天地立心”。

　　什么叫“为生民立命”呢？

　　儒者立志，令天下万物各得其所，方为圆成。横渠先生在《西铭》中说：“凡天下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即是说，万物是一体的。圣人与民同甘苦，没有众人皆忧而自己能独乐，众人皆危而自己能独安的。所以，孔子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就是“为生民立命”。

　　什么叫“为往圣继绝学”呢？

　　自两汉至隋唐，千百年间，先秦儒家所开创的生命之光、哲学之慧，一直未能完全开显。唐末五代时，华夏的文化生命更萎缩堕落至极，可谓“学绝道丧”。但是，宋明义理之学却直接孔孟，远迈汉唐，复活了先秦儒家的形上智慧，使心性义理之学、内圣成德之教，重光于世。这就是“为往圣继绝学”。

　　往圣之绝学人人可继

　　理义之性，存于人心，在圣不增，在凡不减。所以，人人皆可为尧舜，往圣之绝学人人可继。但若囿于成见，不知“宇宙内事，即吾性分内事”，即便终身读书，也只限于知识的求取，终究埋没自性，空过一生。反之，善用自性，必能求仁得仁。

　　什么叫“为万世开太平”呢？

　　儒家以内圣为本质，以外王表功能。功能之大者，便是开出千年万世的太平。儒家抱着开万世太平的宏愿，讲论天下为公的仁政王道，在体制上则成就了“治道”。

　　太平不是幻想的乌托邦，尧的“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文王的“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都是事实。干羽格有苗之顽，不劳兵革；礼让息虞芮之讼，安用制裁。王者以道治天下，贵德而不贵力，所以才能不赏而劝，不怒而威，不言而信，无为而成。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然而孔孟有德无位，其道不行于当时，但其言却可垂法于万世。所以，横渠不说“致”而说“开”，以表期待之意。

　　这四句话最能表现出儒者的襟怀，也最能开显儒者的器识与宏愿，因而也可说是人类教育最高的向往。

　　仪礼、技艺与朝圣之地

　　儒教是非常重视仪礼的，无论婚丧嫁娶，都有着严格的礼仪规矩。礼仪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对教主孔子的祭拜仪式——祭孔大典。另外，古代中国规格最高的仪式——泰山封禅，也较多地融入了儒教的元素。儒教信徒要学习的六艺，立、坐、行等也要合乎一定的规矩。儒教的朝圣地首推孔子故里曲阜，那里的孔府、孔庙、孔林已经成了儒教的象征。

　　祭孔大典——最热闹的仪式

　　儒教最重要的宗教仪式，就是祭孔大典。它是华夏民族为了纪念至圣先师孔子，而主要在孔庙举行的隆重祀典，两千多年来几乎从未间断，堪称世界祭祀史上一大奇迹。

　　祭孔活动可追溯至公元前478年，孔子卒后第二年，鲁哀公将孔子的故宅辟为寿堂祭祀孔子。后来，汉高祖过鲁，以“太牢”祭祀孔子，开历代帝王祭孔之先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各地纷纷建孔庙，祭孔之风日盛。

　　此后历代，祭孔仪式日臻隆重恢弘，礼器、乐器、乐章、舞谱等也多由皇帝钦定颁行。至清朝，仅孔府的祭孔官员、礼生、乐舞生就达300多人。其中分献、监察、典仪等祭孔官员100多人，鸣赞、相礼等礼生80人，敲鼓、打旗、跳舞的乐舞生120人。

　　在古代，祭孔仪式也有等级区分。祭祀人分为“主祭”和“余祭”，主祭上身穿绛紫色、绣团花的古代祭服，袖口特别宽大，呈喇叭状；而下身穿的是类似于裙子的“裳”。在主祭跪拜祭祀孔子的同时，余祭在四配、十二哲、先贤、先儒的神位前跪拜。

　　三献礼

　　三献礼是祭孔的重要环节。三献，即初献、亚献和终献。初献帛爵，帛即黄色的丝绸，爵指仿古的酒杯，正献官将帛爵供奉到香案后，主祭人宣读并供奉祭文，而后全体参祭人员对孔子像五鞠躬。亚献和终献，分别由亚献官和终献官献香、献酒。

　　另外，从明代开始，孔子后裔“衍圣公”由三品官提升为一品官，相应地，大成殿的主祭也必须由一品官担任；而供奉孔子妻子亓官氏的祭寝殿主祭须为三品官；陪祭的为四品官；五至七品官只能祭十二哲和先贤、先儒们。

　　最初祭孔每年只有秋季一次，后增为春、秋两次。后来，人们又在阴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举行隆重的大祭。参加祭孔的人员，最初只限于孔氏直系子孙。祭孔成为国家大典后，“家祭”仍照常进行。国祭则多由大臣、地方官或皇帝自己亲至孔庙致祭。

　　祭孔时要点燃檀香，奏《大成乐》，使用的乐器有编钟、编磬、排箫等，共几十件，乐舞生则在古乐中跳起八佾舞。除乐舞外，祭典上还要摆设各种祭品，如黄米、菱角、牛、羊、猪、黄酒、盐等。据说仅大成殿中就要用掉40斤黄酒、36头猪、31只羊、2头牛。

　　辛亥革命后，祭孔的程序和礼仪有了较大的变动，献爵改为献花圈，古典祭服改为长袍马褂，跪拜改为鞠躬礼。后来，祭孔大典一度被废止。1986年，祭孔大典经孔子故里曲阜市挖掘整理，在当年的“孔子故里游”开幕式上得以重现。

　　祭孔大典祭文（节选）

　　忠孝首善，礼法持恒，中道不倚，和恕宽容，以和为贵，华夏一统，万邦和谐，世界和平。盛世再现，小康初成。（2008年金庸）

　　日月虽迈，诵说优新，百川竞乎孔子之门庭，孔学之克守，于今愈盛。孔子学院，遍列全球，蔚为人类文化之奇观。（2009年范曾）

　　如今的曲阜祭孔大典，分为明故城开城仪式、孔庙开庙仪式、现代公祭和传统祭祀四个部分，并且在音乐、舞蹈和服饰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音乐上，引入了交响乐、合唱乐团的表现形式，更为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舞蹈则参照古文献图谱，进行了重新编排，更具感染力。而且，经过重新设计的古服饰，也更加古朴、庄严、凝重，展现出了“千古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素王”的盛况。

　　泰山封禅——祭天的最高典礼

　　除祭孔大典外，祭祀天地和祭拜祖先等，也是儒教重要的宗教典仪。敬天法祖，正体现了儒教对伦理纲常的重视。古之天子祭祀天地山川、宗庙社稷，往往祭品丰厚，仪式盛大，而封禅就是其中级别最高、最为隆重的。

　　封禅，是中国古代帝王在泰山举行的一种祭祀天地的活动。那么，为什么要封禅呢？《五经通义》说：“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即表示帝王受命于天，治理百姓，感谢上天赐予“符瑞”，并将自己的功德祭告天神和地神，同时也昭告世人。

　　秦朝统一中国后不久，始皇帝便巡行东方，先到邹峄山行祭礼，刻石颂秦功业。同时召集齐、鲁的儒生稽考封禅礼仪，但众儒生说法不一。始皇帝遂自定礼制，整修山道，自泰山之阳登山。在岱顶行登封礼，并立石颂德。自泰山之阴下山，行降禅礼于梁父山。

　　后来，汉武帝率群臣东巡，至泰山，派人在岱顶立石。之后，东巡海上。四月，返至泰山，自定封禅礼仪：至梁父山礼祠“地主”神；其后举行封祀礼，在山下东方建封坛，高九尺，其下埋藏玉牒书；行封祀礼之后，武帝独与侍中奉车子候登泰山，行登封礼；第二天自岱阴下，按祭后土的礼仪，禅泰山东北麓的肃然山。封禅结束后，汉武帝在明堂接受群臣的朝贺，并改年号元鼎为元封，割泰山前嬴、博二县奉祀泰山，名为奉高县。此后，他又五次来泰山举行封禅仪式。

　　封禅与祥瑞之兆

　　据说，在封禅仪式上，汉武帝穿着黄色的礼服，旁边有乐队奏乐，祭祀时使用江淮出产的三脊茅草，并使用了五色土。山上还放生了许多奇禽异兽，以营造盛世祥瑞的景象。传说，当年封禅的地方白天会有白色的雾气升起，夜里会闪闪发光。

　　到东汉时，平定天下、重建汉室的光武帝刘秀也来到泰山举行了封禅大典。在他所立石碑的铭文中，明显加入了谶纬之说的成分，利用谶纬宣扬自己受命于天，体现了儒教敬事天地的教义。

　　唐宋时，封禅更盛，唐高宗、唐玄宗和宋真宗接二连三地大举封禅，在泰山上共立石碑16块。封禅大典极其隆重。宋真宗以后，封禅大典没有再正式举行过，不过历代帝王依然经常亲自或者派官员到泰山进行祭祀，泰山始终是儒教举行重要仪式的场所之一。

　　“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封禅仪式简单明了，却暗藏玄机。它实际上深受儒家“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观念的影响，其祭祀已被纳入儒家宗教仪式的范畴，暗含沟通天人之际，协调天、地、神、人之间的关系的意思。封禅除了代表国民的精神信仰外，它更现实的功能是整合社会关系，稳定国家秩序。

　　三孔——孔庙、孔府、孔林

　　“东方圣城”曲阜的孔府、孔庙、孔林，统称“三孔”，是中国历代纪念孔子，推崇儒学的表征。曲阜文化积淀丰厚、历史悠久、规模宏大、文物珍藏丰富，且在中国历史和东方文化中地位显著，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列世界三大圣城之一。

　　孔府

　　孔府是孔子嫡裔子孙居住的地方，是我国仅次于明、清皇宫的最大府第。现在，孔府占地200多亩，有厅、堂、楼、轩等各式建筑400多间。其东路为家庙，西路为学院，中路为主体建筑。中路以内宅为界，前为官衙，设三堂六厅；后为内宅，设前上房、前堂楼、后堂楼、后五间。

　　三堂六厅

　　三堂六厅指大堂、二堂、三堂，管勾厅、百户厅、知印厅、掌书厅、典籍厅、司乐厅。其中，大堂是衍圣公的公堂，内有八宝暖阁、虎皮大圈椅、红漆公案，公案上有公府大印、令旗令箭、惊堂木、文房四宝等。两侧是仪仗，气象森严可畏。

　　府内所藏的历史文物十分丰富。其中最著名者为“商周十器”，亦称“十供”，原为宫廷所藏青铜礼器，后来乾隆赏赐给了孔府。

　　孔府花园又名铁山园，始建于明朝，是历代衍圣公及其家属游赏之所。铁山园现占地十余亩，中有山水曲桥、花坞喷泉、乘凉花厅、赏月凉台、焚香读书的坛屋等。园内还有一株百年“君子柏”，一树五枝，中生一槐，又名“五柏抱槐”。

　　孔庙

　　孔庙在全世界都有，但规模最大的还是曲阜的孔庙。它位于曲阜城的中央，最初是在孔子故居的基础上改造、建设起来的，后来发展为一座庞大的古代建筑群，气势雄伟、格调清新、色彩斑斓，尽显东方建筑的魅力。

　　孔庙的主体建筑处在一条南北中轴线上，院落分前后九重，长1300多米，宽近150米。庙内有金、元、明、清各代殿阁、门坊、亭堂100多座，鲁壁碑和其他碑刻1000多块，还有孔子当年亲手栽种的桧树、开凿的水井及杏坛、诗礼堂等。

　　外国的孔庙

　　在韩国首尔的文庙中，供奉着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等儒教先圣，而且每年春秋两季都举行盛大的“释奠大祭”，以祀孔子，弘扬儒教。另外，在朝鲜、越南、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日本、美国等国，还有近2000座孔庙每年接受成千上万的人朝拜。

　　曲阜孔庙的历史极其悠久，孔子逝世后的第二年，故居就被改造为庙宇。它作为推崇孔子、光大儒学的宗庙，主祭孔子的同时，还以孔子弟子、孟子弟子——“四配”“十二哲”以及历代的名儒为从祀。汉高祖、北魏孝文帝、唐玄宗、宋真宗、清圣祖等帝王，为表示对孔子和儒学的尊崇，还曾亲赴曲阜祭奠孔子。

　　孔林

　　孔林位于曲阜城北，是孔子及其后代的墓地，也是目前世界上延时最久、面积最大的家族墓地。现在孔林周围垣墙长达7.25公里，总面积达2平方公里。

　　林前有神道、万古长春坊。林内碑碣林立，石仪成群，有至圣林坊、大林门、洙水桥、墓道、思堂、后土祠、享殿等古建筑。林中墓冢累累，除孔子、孔鲤、孔伋祖孙三代的墓葬建筑外，还有孔毓垢、孔闻韶、孔尚任等孔氏名流的坟冢。

　　天然的植物园

　　孔子死后，弟子各以四方奇木来植，故多异树。时至今日，孔林内的一些树，人们仍不知其名。墓古千年在，林深五月寒。孔林内现已有树10万多株，其中柏、桧、柞、楷、朴、枫、女贞、五味、樱花等，枝繁叶茂；半夏、柴胡、太子参、灵芝、何首乌等，也依时争荣。

　　孔子墓位于孔林中央，四周围以红墙，墓前立有“大成至圣文宣王墓”碑，附近有宋真宗、清圣祖和清高宗拜谒时休息的“驻跸亭”各一座。墓南不远处，有子贡亲手栽植的楷树和“子贡庐墓处”遗迹。

　　郭沫若曾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自然博物馆，也是孔氏家族的一部编年史。”孔林作为一处氏族墓地，两千多年来葬埋从未间断。在这里既可考春秋之葬、证秦汉之墓，又可研究我国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丧葬风俗的演变。

　　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中国古代的儒士，要“通五经，贯六艺”。其中，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是儒士们必须掌握的六种技艺。《周礼》中说：“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什么是“礼”？

　　不学礼则无以立，民间婚嫁、丧娶、入学、拜师、祭祀等，自古都有司礼。孔子从小就学习礼，“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古代有太常寺、祠祭署等礼仪部门，并有读祝官、赞礼郎等礼仪官。现代则有外交部礼宾司，主管国家对外礼仪事务。

　　什么是“乐”？

　　有“礼”则必有庆贺燕飨之“乐”，有庆贺燕飨之乐则必有五音宫商角徵羽伴奏。古代政府设立掌管音乐的官吏，并负责宫中庆贺燕飨之乐。相传孔子曾向鲁国著名的乐官师襄学习弹琴。唐代的梨园则设立乐官，由梨园教坊使、梨园使、梨园判官、梨园供奉官等组成。到了现代，音乐早已发展为一种文化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