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世未深，不识人性。涉世渐深，始知人心难测。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或曰，人之初性本恶？本善与本恶，天壤之别。
人心险恶。并非戏言。
中国历史上有一段五胡乱华的过程，对于人性的认识，我觉得可以从其中看出不少来！
应该说，五胡乱华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所谓五胡乱华，是指在西晋时期塞外众多游牧民族趁西晋八王之乱，国力衰弱之际，陆续建立数个非汉族政权，形成与南方政权对峙的时期。
“五胡”主要指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胡人大部落，但事实上五胡是西晋末各乱华胡人的代表，数目远非五个。百余年间，北方各族及汉人在华北地区建立的国家达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各异，其中存在时间较长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有五胡十六国。后北方被前秦统一，中国呈现出前南北朝特征。五胡乱华的时间一般从成汉政权和刘氏政权建立（304年）开始算起，一直到鲜卑北魏统一北方（439年）。581年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589年灭陈朝，方使中国结束了300年的动乱和分治。中国五胡十多个政权中，先有氐族的前秦，后有拓跋鲜卑的北魏统一了整个北方，虽屡经纷争与分裂，最后还是实现了内部整合，并融合了曾经代表正统的南朝，继承了秦汉中央集权超大规模国家形态，奠基了融合胡汉的隋唐大一统王朝。
五胡从来提倡多族群混居。两汉时的游牧族群尚由酋长与汉廷官吏双重管理，而五胡自己发展出的人口政策，则是更彻底的大迁徙、大融合、大编户。五胡大规模移民竟达50余次，动辄百万，且都是在核心区域。北魏更彻底，直接喊出了“离散诸部，分土定居”的口号，打破部族酋长制，实行编户齐民。
五胡乱华时，又有大量的西北诸胡和北方的鲜卑迁入中原。原先在中原地区的士族、仕人、农民、手工业者、商贾等也纷纷逃亡到南方去，他们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使江淮和江南地区日渐富庶和繁华。在南方，非汉民族是占压倒性多数的。南迁汉人主要集中在荆、扬、梁、益诸州，以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江汉流域的襄阳、江陵、武昌以及长江下游今江苏的淮阴、扬州、南京、镇江、常州一线为最多。迁到南方的中原部族与当地的人民和百越各族相融合，形成了一种包含江南特质的新兴文化。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加之汉族人口不断进入南方少数民族聚落区，南方少数民族如山越、俚、僚、蛮等族也不断出居平地，与汉族成犬牙交错居住的态势。如东吴征服散居于今苏南，皖南，浙、赣两省山区的山越后，将越人从深山险阻之间迁出至平地与汉族杂居并逐渐融合。蛮族人民不断从山谷出居到江、淮、汝、颍之间以及沔水南北，长期和汉族人民交错杂居，到隋唐之际基本上和汉族融合。蜀地的僚人绝大多数先后融入当地汉族居民中，隋唐以后，仅在川黔交界的部分山区还有少数僚人居留的记载。这一时期，居住在岭南地区的大部分俚人也和汉人杂居，同为国家编户。华南地区的先民，则在漫长而又复杂的历史演变中，一部分受华夏中原文化影响，与南迁汉人长期相互融合，形成南方汉人与南方汉语，另外一部分则逐渐演化为现在的侗台人群。
第3世纪末，当西晋内部爆发了血腥的权力斗争和内战时，朝廷不能有效地控制境内的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藉此起兵反抗中国的统治，引发了长达300年的战争。在此时期，南方建立了以建康为首都的5个政权，北方留给游牧民族先后建立了超过20个以上的政权。几乎平均11年便有一次朝代更替，成为秦以后中国古代分裂时间最长、动乱频率最高的历史时期。因此，常被史学家称之为“乱世”。华北的六族（汉族、匈奴、鲜卑、羯、羌、氐）之间进行了长期混战和厮杀。五胡乱华的后期，鲜卑族拓拔部最终获取胜利，建立北魏之后逐渐统治华北地区，遂开始了后来的孝文帝改革。中国境内的五胡基本失去了独立的族群身份，融入到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中。
政治上的不稳定，必然导致频繁的战争。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民族与汉族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战争连年不断，持续近150年之久。北魏“孝昌之际（公元525年），乱离尤甚。恒代而北，尽为丘墟；崤潼已西，烟火断绝。齐方全赵，死于乱麻，于是民生耗减，且将大半”。这种毁灭性战争的结果，便是“人皆相食”、“白骨遍野”、“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统治阶级之间的争权夺利，加上对人民的残酷剥削，使得“民尽流离，邑皆荒毁，由是劫抄蜂起，盗窃群行”，贫民起义层出不穷。南北朝时，南北方发生了多地大量的的流民大起义与农民战争。长期的战争不仅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而且造成社会经济的大破坏，大倒退。汉人在饮食起居乃至风俗等日常生活方面借鉴胡人不少，胡人同样也借鉴汉人。中国虽然胡化现象突出，但在文明最核心的框架上仍然保持了汉族制度的主体。中唐以后，以五胡为代表的魏晋时期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与华夏之间的界限消弭了。比如白居易、元稹、刘禹锡、独孤及等著名文人，其先世都是胡族，有大量文字流传下来，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基本上读不到任何种族身份的色彩。张学锋认为，隋唐帝国的人与汉帝国的人，并不相同，应该称之为“隋唐人”。在汉代以后，即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人，就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在魏晋南北朝时代，胡汉通婚等现象，最终导致两者合为一体，是一股大的历史潮流。如果说胡族已经汉化，那么也可以说汉族已经被胡化，汉帝国式的胡汉分类，不再符合新时代的区分标准。胡族带来的并不仅是军事力因素，风俗习惯以及制度等社会各方面都可以看到来自北方的影响，例如骑马的风俗、女性的活跃等等。而这些因素又与中国社会的固有元素相混合，最终作为中国社会的新样态而沉淀下来。
汉代以后，少数民族不时入主中原，大规模融入汉族。如西晋末年，鲜卑、羯、氐、羌和匈奴5个少数民族乘乱进入中原，分别建立了十几个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经三百年不停歇地混居融合，胡汉族群最终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隋人与唐人。今日中国人，其血脉都是胡汉融合，即便是汉人也是商周时诸夏与周边各族群融合成的大族群。在这样的大融合中，不是谁同化谁，而是多方的互化。政权旋生旋灭，族群旋起旋落，由于任何族群上台都坚持混居融合政策，“汉人”数量也就越融越多了。隋唐政权继承了北朝多元文化的基础，杨隋和李唐甚至被称为是“胡化了的汉族政治集团”。朱熹就曾说“唐源流出于夷狄”，宋末元初的郑思肖也说，“李唐为《晋·载记》凉武昭王李暠七世孙，实夷狄之裔”。隋文帝长期生活在鲜卑人之中，并娶匈奴鲜卑化之独孤氏为妻。唐太宗的祖父娶独孤氏为妻，其父李渊则娶鲜卑纥豆陵氏(窦氏)为妻，自己娶鲜卑长孙氏为妻。
历史虽然是人写的，但是人心和人性是险恶的。硕鼠硕鼠，无食我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