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院子，陈锦书房间。

　　土坯墙被糊得平平整整，上面还贴着张公社刚发的宣传画：

　　“努力学习，振兴中华。”

　　陈锦书正蹲在书桌前，小心翼翼地翻着桌下的木箱子。

　　里面除了鲁迅杂文，还有码得整整齐齐的《水浒传》连环画。

　　整整二十六册。

　　是陈友田从她读初中起，陆陆续续从县城淘回来的。

　　凑齐这一整套，花了将近三年时间。

　　陈锦书一册一册地翻看着。

　　确认没有缺页，也没有卷边太厉害的。

　　然后把它们整齐地摞在一起。

　　用一根细麻绳捆好。

　　捆完之后，她又从木箱里翻出几本小说。

　　《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金光大道》、《艳阳天》、《呐喊》。

　　“闺女，这几本小说也都带过去吧。

　　让人家随便挑，可别舍不得啊。”

　　陈友田站在门框外叮嘱道。

　　怕闺女舍不得，他又补了一句：

　　“放心。

　　现在高考恢复了，书店里肯定能进更多好书。

　　老汉我过两天再去县城里给你找。”

　　王慧珍也凑到门边，往里瞅了一眼。

　　上下打量了一下，陈锦书的穿着。

　　月白色的确良衬衫，深灰色直筒长裤，头发扎成利落的马尾。

　　干净、得体，又不张扬。

　　“嗯，挺好！”

　　王慧珍满意地点点头。

　　突然，她眼珠子转了转，灵机一动。

　　她快步走进卧室，拉开女儿书桌的抽屉。

　　翻出那块用红绸布包着的，上海牌全钢防震手表。

　　锃亮的表盘，在窗外的阳光下闪着光。

　　这可是陈家最金贵的物件。

　　是去年陈友田托了好几个人，才搞到的手表购买券，在县城供销社买的。

　　“妈，不用了吧？

　　我看看日头就知道时间了。”

　　“哎，戴上吧，戴上多好看呐。”

　　王慧珍朝她挤挤眼，不由分说，把手表塞进她的布包里。

　　“戴着这个，在外面也好有个准头。”

　　“你这婆娘，瞎出啥子主意？”

　　陈友田在一旁瞪了王慧珍一眼。

　　“把手表带去干啥？

　　锦书是过去好好复习的，又不是跟人家比穿戴的。

　　你让她戴个表，人家看见了，还以为咱们显摆啥呢。”

　　“我……我这不是怕她复习忘了时间嘛？”

　　王慧珍嘟囔着，还想辩解。

　　陈友田瞪了她一眼。

　　走进屋，把布包重新放回抽屉里。

　　“人家余文借给锦书复习资料，那可是大人情。

　　咱们得把姿态放低点，别整这些花里胡哨的。”

　　王慧珍没再吭声。

　　她心里虽然觉得自家男人说的有理，但还是觉得有点可惜。

　　那块表可是他们家攒了好久才买到的，平时都舍不得戴。

　　“行啦，不戴就不戴呗。”

　　她摆摆手。

　　又帮女儿整理了一下衣领，拍拍陈锦书肩膀：

　　“去了跟人家好好学，别摆架子，知道不？”

　　“嗯，我知道的。”

　　陈锦书点点头，把捆好的书抱在怀里。

　　“那我走啦。”

　　“路上慢点，别走太快。

　　出了一身汗，到人家那里不好看。”

　　王慧珍追到院门口，又叮嘱了一句。

　　陈锦书应了一声。

　　抱着书，顺着耕道，往核桃湾许家院子的方向走去。

　　…………

　　…………

　　许家院子，八仙桌摆在柚子树下。

　　许心兰坐在长凳上。

　　低着头，全神贯注地翻看着余文给她的那本《中国通史简编》。

　　她看得很慢，几乎是一字一句地读。

　　遇到不太明白的地方，就停下来对照着余文做的笔记，反复琢磨。

　　余文坐在她对面，手里转着钢笔。

　　面前摊着几张空白稿纸。

　　但他的心思，完全不在稿纸上。

　　他正在脑海里，把那部准备投给《人民文学》的长篇，一点一点地捋清楚。

　　上午，把那两篇稿子分别投给《川蜀文学》和《嘉陵江文艺》，是为了求稳。

　　省内刊物，审稿周期相对较短。

　　见刊也快，稿费到账及时。

　　而且以他现在的身份：

　　国营林场子弟、公社中学应届毕业生，文章上过《川蜀日报》。

　　只要写封附信，连同稿子投给省内刊物。

　　编辑多少会稍微认真一点。

　　但如果投给《人民文学》，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那可是国家级刊物，也是全国最顶尖的文学刊物。

　　稿源囊括全国各地。

　　还要照顾那些优先级比较高的作者。

　　比如老作家和复出作家。

　　他一个偏远公社的应届毕业生，名不见经传。

　　稿子寄过去，即便质量不错，也很可能石沉大海。

　　即便编辑看中了，也可能因为余文毫无名气，挑一些意见发回来，让他删删改改。

　　一来一回，说不定两三个月就过去了。

　　稿子中不中还没个准话。

　　而且，现在文坛的主流是短篇小说。

　　余文记得很清楚。

　　明年，《人民文学》和作协，将要联合举办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

　　第一个官方性质的文学奖项，为什么选择短篇而不是长篇？

　　还不是因为，在这个时间节点。

　　全国各地的作家，基本都在写短篇。

　　老一辈作家写短篇。

　　复出的作家写短篇。

　　连文坛新人也写短篇。

　　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也写个短篇投给《人民文学》。

　　除非作品质量好到让编辑拍案叫绝。

　　否则，很难从海量来稿中脱颖而出。

　　但长篇不一样。

　　余文用钢笔轻轻敲着桌面，闭眼沉思着。

　　《人民文学》是去年10月份复刊的。

　　从复刊到现在，整整一年时间。

　　这份国家级刊物，却几乎没有刊发过一部长篇小说。

　　翻开每一期的目录。

　　几乎全是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和报告文学。

　　偶有一两部中篇，也都是分成两三期连载完。

　　就那么两三万字。

　　篇幅和体量都算不上长篇。

　　也就是说，在长篇这个赛道上，现在完完全全是一片蓝海。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人写长篇。

　　而是没人能写出让《人民文学》编辑部满意的长篇。

　　那些复出的老作家，大多年事已高，笔力衰退。

　　写不动长篇了。

　　少数虽然精力尚可，但停笔多年。

　　重新拾笔构思长篇，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年轻一代的作家，要么还在各生产队的知青点摸爬滚打，要么刚刚崭露头角。

　　无论是生活积累，还是创作经验。

　　都撑不起一部质量足够的长篇。

　　毕竟，短篇尚且写得磕磕绊绊。

　　动辄二十万字的长篇更是力不从心。

　　所以，《人民文学》复刊这一年来，长篇栏目基本上是空白的。

　　但空白，也意味着缺口，意味着需求。

　　余文想起了下个月，即将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短篇。

　　刘新武的《班主任》。

　　这部作品，后来被称为伤痕文学的先声，或者开山之作。

　　写的是京城一座中学里，几个中学生的精神创伤。

　　班主任——那个叫张俊石的老师。

　　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去抚平那些处于创伤中，被扭曲的灵魂。

　　这篇小说一发表，就在文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争议。

　　有人说这是新时期文学的开山之作。

　　也有人说过于暴露，不值得提倡。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人民文学》在发表这篇小说之前，不可能预料不到可能的风险和争议。

　　《人民文学》的编辑，可都是在文坛摸爬滚打了一辈子的老江湖。

　　规避风险已然成为本能。

　　可他们还是用了这篇稿子。

　　为什么？

　　因为这时候的《人民文学》，太需要一部能引起关注、引发讨论、打开声量的作品了。

　　现在是1977年10月。

　　《人民文学》复刊已经一年。

　　身为国家级刊物，文学类出版社的扛把子。

　　复刊后却一直不温不火。

　　毕竟，那些老作家的稿子，题材和写法都过于保守。

　　很难引起读者的共鸣。

　　但《班主任》不一样。

　　它把目光投向了普通人。

　　投向了那些被时代遗忘的个体创伤。

　　虽然写的是城市、学校和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

　　但它第一次在小说里，正视了那些被压抑和刻意遗忘的创伤。

　　这正是现在的人民文学需要的：

　　一部有分量、能引起反响，能打开局面的作品。

　　“这样一部作品，只能是《班主任》吗？”

　　余文眼神一凝，目光闪动着。

　　“如果我能在班主任发表之前，或者发表的同时，投给《人民文学》一部长篇。

　　一部足够分量，聚焦乡村民办教师、聚焦高考恢复、聚焦奉献与希望的长篇。

　　编辑看到之后，会怎么想？”

　　他们会意识到，这部作品能和《班主任》形成互补。

　　一南一北，一城一乡。

　　一个写创伤，一个写希望。

　　一个提出问题，一个给出答案。

　　到时候，《班主任》可能引发的争议和风险，也会在这种互补中得到缓解。

　　而《人民文学》编辑部所期待的反响，也能在这种互补中，取得更大的声量。

　　这正是《人民文学》现在需要的搭配。

　　到那个时候，编辑可不会因为他余文是偏远公社的无名小卒，就怠慢他的稿子。

　　恰恰相反，他们会直接开绿色通道。

　　甚至专门派编辑到川蜀省来找他对接。

　　“这可不是我在胡乱肖想，前世的文坛有很多先例的。”

　　余文摩挲着下巴，目泛精光。

　　他前世当了十几年《燕京文艺》的编辑。

　　也翻过不少老作家的创作谈和回忆录。

　　路遥写《人生》的时候，稿子寄给了《收获》。

　　《收获》编辑部看了之后，觉得很好，建议他有些地方需要修改。

　　但那时候，路遥还在陕北。

　　编辑部直接派了一个编辑，坐火车、换汽车、再换毛驴车。

　　千里迢迢跑到路遥住的窑洞，当面跟他聊修改方案。

　　古桦写《芙蓉镇》的时候，稿子寄给《当代》。

　　编辑部看完之后，也是派编辑跑到湘南乡下。

　　跟古华聊了三天，把稿子从头到尾捋了一遍。

　　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余文记得，有个东北的工人作者写了一部长篇，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社的编辑看了前三章，大为惊艳。

　　直接带着合同跑到东北，找到那个工人。

　　当场签了合同，还预支了300块稿费。

　　300块，在70年代末是什么概念？

　　一个吃商品粮的国企工人，一个月工资才三四十块。

　　300块，够一家三口吃一年都绰绰有余。

　　所以，只要稿子质量够硬。

　　编辑部不会在乎作者是谁，住得有多远。

　　他们只在乎一件事。

　　这部作品能不能给刊物带来影响力。

　　而现在。

　　正好是《人民文学》最缺优秀长篇、最缺对外影响力的时间点。

　　“那么，我想想。

　　什么样的长篇，在这个时间点。能达到这种一锤定音的效果？”

　　余文脑子里第一个冒出来的，就是前世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天行者》。

　　这部作品的核心，就是大山里的民办教师，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

　　靠着一股韧劲，坚守三尺讲台。

　　最后借着高考恢复的东风，改变自己命运的故事。

　　民办教师通过高考，改变命运。

　　这个题材，放在1977年10月底这个时间节点，简直是绝佳的选题。

　　毕竟，高考恢复就是眼下全国最轰动的大事。

　　从10月21号消息公布到现在，才过去两天。

　　无论是广播、报纸，还是田间地头的议论，全都在说高考。

　　老百姓也关心自家的娃能不能考上大学，能不能端上国家的铁饭碗，吃上商品粮。

　　这个时候，一部写民办教师参加高考、改变命运的长篇小说。

　　天然就具备吸引读者、引起广泛共鸣的基础。

　　“茅奖作品，我当然都读过。

　　而且，以我现在的记忆力。”

　　他灵魂穿梭时空带来的记忆加成，这时派上了大用场。

　　“不过，原作有几个点，是我现在必须调整的。

　　可不能直接照搬。”

　　第一，原作的连载时间可不是70年代末。

　　叙事手法和语言风格都受了现代主义的影响。

　　放在1977年末，太超前了。

　　读者和编辑都未必能接受。

　　“必须调整文风，贴合现在的时代语境。

　　用更质朴扎实，贴合乡土的笔风来写。”

　　余文用手指轻轻敲着桌子。

　　第二，是时间线的问题。

　　现在高考才刚恢复。

　　原作中有不少篇幅，写的是高考之后民办教师的转正困境、政策波折。

　　这些内容，现在放进去可不合时宜，必须淡化。

　　第三，原作的情感基调侧重于悲情和无奈。

　　充满了小人物在时代里挣扎的无力感。

　　这种调子，在现在这个百废待兴，人人都盼着好日子和新生活，憋着一股劲向前冲的时代。

　　可显得有些违和。

　　得调整叙事焦点。

　　把重心，放在民办教师们在艰苦环境里的坚守。

　　放在他们对知识的敬畏、对学生的负责。

　　还要突出他们与当地村民之间那种淳朴又深厚的情感连接。

　　强化奉献与希望的主题。

　　写出大山里的人，靠着知识改变命运的那股韧劲，那股向上的力量。

　　正好贴合现在恢复高考、科教兴国的大方向。

　　方向正确，贴合主旋律，没有任何风险。

　　投稿也不用写完全本再投。

　　现在的文学期刊，尤其是长篇，都是分期连载的。

　　所以长篇的投稿规则，和短篇不同。

　　“到时候，我只需要把前三到五万字的正文，连同大纲和人物小传，一并寄过去就行。”

　　这些内容，足够让编辑部看到这部作品的分量、潜力和所能带来的巨大价值。

　　“之前我想的是，稳扎稳打，从省刊徐徐图之。”

　　想着先在省内站稳脚跟，再往更高一级的台阶迈进。

　　倒是忽略了长篇小说空缺这个蓝海。

　　要是等到下个月底《班主任》引爆文坛。

　　等到明年伤痕文学全面兴起。

　　等到老作家们纷纷复出，各路年轻作者也都反应过来。

　　那时候，长篇赛道可就不再是蓝海了。

　　到时候，再想从文坛崭露头角，难度会翻上10倍不止。

　　所以，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

　　“就写这部改良版的《天行者》。

　　就投《人民文学》。

　　现在可不是韬光养晦的时间。

　　我有这么多先发优势。

　　完全能借着高考恢复的东风，直接大踏步迈进文坛的中心。”

　　余文从长椅上站起身，舒了口气。

　　所有思路、所有盘算、所有细节，也在这一刻全都捋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