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了很久，该怎么自然地把这一切接下去。

　　水面上那几片被风带走的落叶已经看不见了。对岸的灯光把运河染成了稀薄的金色。

　　最终，我站起身。

　　“我该回去了。”

　　穆尼奥斯也从长椅上起身，拍了拍大衣下摆，像是在驱散什么。看起来比刚才稍微放松了些。

　　“是不早了。”她顺道撇了眼手机。

　　晚上七点二十三分。

　　我们相对站着，有一瞬间没有人开口。

　　然后穆尼奥斯伸出手。

　　“如果我刚才的话让您觉得不舒服，”她说，“那不是有意的。”

　　“理解。”我回握，“倒不如说，一名检察官要是没有把言语化作武器的能力，我反而要怀疑她能不能做好这份工作了。”

　　“这是夸我还是损我？”

　　“都有。”我说，“比例差不多。”

　　穆尼奥斯轻轻笑了，像是被什么意外地逗到。

　　和她在法庭上锐利的样子不同，街灯把她的侧脸映照得有些疲惫，那个笑容里，只是一个在深秋傍晚和朋友说了太多话的普通人。

　　“也许明天裁决出来之后，”她说，“我们就没有什么理由再见面了。”

　　“ICC没有遍布全球的驻地。我的工作把我圈在很固定的几个城市，你的工作把你送去任何需要你的地方。轨迹不太可能再次重合。”

　　“但如果怀着同一个目的，我相信我们终会在终点相遇。”

　　“……你不知道终点在哪里。”

　　“没有人知道。”她说，“但这不妨碍我们朝同一个方向走。”

　　没有更多的话。

　　有些事情不需要被说得更满。

　　我点了点头，转身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

　　身后传来她的脚步声，渐行渐远，最终消散在夜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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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酒店的时候，底层的临时安保指挥所还亮着灯。

　　透过半开的门，我看到三个穿着便装的宪兵队成员围坐在一张折叠桌前，桌上摆着几罐啤酒和一盒披萨。

　　“——所以我说，她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三颗子弹，胸口，那个距离——”

　　“闭嘴，范登伯格。你看过尸检报告吗？没有吧。那就别瞎猜。”

　　“但她确实活下来了。而且现在——”

　　话音戛然而止。

　　三个人同时转头看向门口。

　　看到是我，他们的表情变得很微妙——介于尴尬、警惕和某种说不清的好奇之间。

　　我敲了敲门框。

　　“有空吗？”

　　那个被叫作范登伯格的年轻人——大概二十五六岁，金色短发，脸上还有些青春期留下的痘印——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

　　“当、当然！猩红女士，您需要什么？”

　　“我想去医院看看莉赛尔。”我说，“能麻烦你们带我过去吗？”

　　三个人对视了一眼。

　　坐在桌子另一侧的是个年纪稍大的男人，三十出头，深棕色头发，下巴上蓄着修剪整齐的胡须。他先开口：“当然可以。我们正好要去换班。十分钟后出发，可以吗？”

　　“可以。”

　　“那我去准备车。”范登伯格立刻站起来，动作有些过于急促，差点撞翻桌上的啤酒罐。

　　第三个人——一个看起来比较沉默的黑发女性——默默收拾起桌上的东西，把披萨盒叠好，啤酒罐扔进垃圾桶。

　　十分钟后，我坐在一辆黑色的大众途锐后座上。

　　范登伯格开车，胡须男坐在副驾驶，黑发女性和我一起坐在后排。

　　车子驶出停车场，拐上主干道。海牙的夜晚车流不算密集，街灯把路面照得通明。

　　“猩红女士。”范登伯格从后视镜里偷偷瞄了我一眼，“我能问个问题吗？”

　　副驾驶上的胡须男——我听他们叫他“德克”——立刻转过头：“范登伯格——”

　　“没事。”我说，“问吧。”

　　范登伯格舔了舔嘴唇，像是在组织语言。

　　“您——您真的活了两百多年吗？”

　　“两百一十三年。”我纠正，“如果从1811年算起的话。”

　　后视镜里，他的眼睛睁大了一点。

　　“那您——您见过拿破仑吗？”

　　我忍不住轻笑了一声。

　　“没有。我醒来的时候，拿破仑已经在准备远征俄国了。而我那时候只是一个刚刚‘诞生’的吸血鬼，连自己是什么都搞不清楚。”

　　“但我见过拿破仑战争的尾声。”我继续说，“1815年，滑铁卢战役之后。我那时候在布鲁塞尔附近的一个小镇——不是现在这个布鲁塞尔，是一个更小、更破败的版本。”

　　“战争结束后，伤兵被送回来。那些小镇上临时搭建的医院——如果能叫医院的话——挤满了人。需要截肢的、高烧不退的、伤口感染的。现代意义上的麻醉剂还尚未被发明出来，消毒措施几乎没有。”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路过一个临时医院的后院。月光很亮。我看到地上堆着一堆——”

　　我停顿了一下。

　　“——一堆截下来的胳膊和腿。就那么堆在那里，等着第二天早上被掩埋。断面还在渗血。”

　　车里安静了几秒。

　　“那——”范登伯格的声音有点发紧，“那您做了什么？”

　　“我走开了。”我说，“当时的我还没有成为魔法少女。我只是一个吸血鬼，一个刚刚学会适应自己对血液的渴望的怪物。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也做不了什么。”

　　“所以我走开了。”

　　德克转过头看着我，表情复杂。

　　“但您后来成为了魔法少女。”

　　“是。”我说，“在几年之后。”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就那么走开。”

　　车子在一个红灯前停下。

　　黑发女性——她一直没说话，但我注意到她在认真听——终于开口了。

　　“猩红女士。”她的声音很轻，但很清晰，“您见过两次世界大战吗？”

　　“见过。”

　　“能——能跟我们讲讲吗？”

　　我看了她一眼。

　　她的眼睛是深褐色的，目光专注，没有那种猎奇的光芒，只有一种认真的、想要理解什么的渴望。

　　“好。”

　　红灯变绿，车子重新启动。

　　“一战的时候，我在法国东北部。凡尔登附近。那场战役持续了将近十个月，双方伤亡接近七十万人。”

　　“战场是一片泥泞，混合了雨水、血液、尸体和炮弹碎片的浆液。士兵们缩在战壕里，有时候一站就是几天几夜。脚一直泡在那样的泥水里，很快就会烂掉。”

　　“一次，我走近一段废弃的战壕。里面有一个年轻的法国士兵，大概只有十九岁，坐在泥里，抱着他的步枪。他已经死了，但还保持着备战的姿势——像是在等待下一次冲锋的命令。”

　　“他的脸——”

　　我闭上眼睛。

　　“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像是他在死之前，灵魂已经回到了牧师布道里的应许之地。”

　　范登伯格的手在方向盘上收紧了一点。

　　“二战呢？”德克问。

　　“二战更糟。”我说，“因为规模更大，因为技术进步了，因为——”

　　我顿了顿。

　　“因为这一次，战争不再局限于荒野的战场。它发生在城市里，发生在平民的家门口，发生在那些以为自己可以置身事外的人身边。”

　　“1945年，德累斯顿。盟军大轰炸。整座城市被夷为平地。火焰风暴吞没了一切。我在轰炸后的第三天到达那里。”

　　“城市还在冒烟。空气里全是焦糊味——不只是木头和砖石，还有——”

　　我没有说完。

　　但他们都明白。

　　“街道上到处都是尸体。有些已经烧成了焦炭，有些还保持着人形，但皮肤融化了，和衣服粘在一起。有个孩子，大概五六岁，蜷缩在一堵倒塌的矮墙边。她手里还紧紧抱着一个烧得面目全非的布娃娃”

　　车里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莱顿大学医学中心的建筑群出现在视野里——一片灯火通明的现代建筑，玻璃幕墙反射着清冷的夜色。

　　“冷战呢？”黑发女性问，“您经历过冷战吗？”

　　“经历过。”我说，“但冷战和之前的战争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之前的战争，你能看到敌人。你知道炮火从哪里来，你知道谁在向你开枪。但冷战——”

　　我看着车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

　　“冷战是一种看不见的战争。它发生在会议室里，发生在情报机构的地下室里，发生在那些被划分成‘势力范围’的国家的街头。”

　　“1961年，柏林墙建起来。一夜之间，一座城市被一堵墙切成两半。家人被分隔在两侧。有些人试图翻墙逃跑，被射杀。”

　　“我记得有个年轻人，大概二十出头，试图游过施普雷河。他几乎游到了对岸——离东柏林只有不到十米——然后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后背。”

　　“他在水里挣扎了几分钟，然后沉了下去。西岸的美军士兵围在岸边看着，东岸的苏联士兵或许动过侧隐之心，但没有人真正行动。因为他在‘中间地带’，谁都不能越界。”

　　“所以他就那么死了。”

　　“死在两个世界的夹缝中。”

　　车子驶入医院的停车场，在一处空位缓缓停下。

　　范登伯格熄了火，但没有人立刻下车。

　　“猩红女士。”德克转过身，看着我，“这些故事——您为什么要告诉我们？”

　　“因为你们问了。”我说，“而且——”

　　我推开车门，一只脚踏在地上。

　　“你们应该知道。”

　　“知道那些在你们出生之前就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知道这片土地上已经发生过的残酷，知道这个世界曾经溃烂到什么地步，知道它现在依然有多糟糕，知道——”

　　我站直身体，关上车门前，留下最后一句。

　　“即使是这样，还是有人选择去守护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