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意味着您不只是一把剑。您还是一个会在雨天停下脚步、会看到窗边孤独的孩子、会做出‘我要保护她’这个决定的人。”

　　“您说您习惯于牺牲。但您收养小忆的时候，您牺牲了什么？”

　　我张了张嘴，没有说话。

　　“您牺牲了自由。”她替我回答，“您牺牲了一个人生活的简单。您牺牲了随时可以去死的权利——因为现在有一个孩子在等您回家。”

　　“所以您看——”

　　她的声音里有一丝笑意。

　　“您已经在做您说您做不到的事了。您已经在保护、在养育、在给予——而那些，和消灭、摧毁、牺牲一样重要。”

　　我瘫坐在椅子上，感觉到一种奇异的疲惫。

　　“秘书长阁下。”我说，“您很会说话。”

　　“这是我的工作。”她说，“但我说的都是真的。”

　　“那您想要我做什么？”

　　“我想要您活下来。”

　　她的声音变得更加坚定了。

　　“我同意您的判断——维也纳的情况很危险，那个梦渊意志体必须被阻止。我也同意——如果常规手段无效，核武器可能是最后的选择。”

　　“但我要求您——必须活下来。”

　　“为什么？”

　　“因为世界需要知道。”

　　“知道什么？”

　　“知道真相。”艾米莉亚·桑托斯说，“巴伦支海事件之后，魔法少女的存在已经不再是秘密。全世界都知道有一群少女在保护他们，她们的手办在热卖，艺人在综艺上滔滔不绝。”

　　“人们知道魔法，知道爱，知道希望。”

　　“但他们不知道背后的代价。”

　　她的声音弱下去。

　　“他们不知道那些孩子付出了什么：她们的青春，她们的人生，她们的——生命。”

　　“他们不知道极光的殉职，不知道晨星永远失去了变身能力，不知道霜花也随之黯淡，不知道那些退役的魔法少女抱有何种不甘和遗憾。”

　　“他们不知道斯黛拉首席在世界之间走钢丝，不知道琥珀金小姐为了把您送回来差点死去，不知道您在特罗姆瑟燃烧了十年的生命力。”

　　“他们只看到了魔法和奇迹。”

　　“如果您死了——”

　　她稍作停顿。

　　“如果您死了，如果您把自己当成必须被牺牲的棋子，然后真的死在了维也纳——那这个秘密就会永远是秘密。”

　　“人们会继续相信魔法少女是无敌的，是不会受伤的，是——不需要被关心的。”

　　“然后下一个极光会出现，下一个晨星会出现，下一个您会出现。”

　　“这个循环永远不会停止。”

　　我的语气转冷：“您是在威胁我吗？”

　　“不。”艾米莉亚·桑托斯说，“我在拯救您。”

　　“拯救我？”

　　“对。”她说，“如果您认为自己属于必须被牺牲的一部分，如果您以‘我会和维也纳一起消失’为前提——那您和那些您试图阻止的东西有什么区别？”

　　“梦魇种是人类负面情绪的具象，它们吞噬、破坏、毁灭——因为它们生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您是吸血鬼，但您也可以是人类的一员。”

　　“您有选择。”

　　“您可以选择战斗，也可以选择活下来；您可以选择牺牲，也可以选择——让别人帮助您。”

　　“如果您放弃了这个选择，如果您接受了‘我必须去死’这个结论——那您就变成了另一种梦魇种，一个被‘牺牲’这个概念吞噬的怪物。”

　　房间里很安静，只有电话那头微弱的白噪音，像是连接着另一个世界的游丝。

　　“如果这个世界真的需要被拯救——”艾米莉亚·桑托斯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那它应该被那些活着的人拯救，而不是被那些准备去死的人拯救。”

　　“因为活着的人会想办法，会寻找其他的可能性，会在最后一刻发现一个没有人想到的解决方案。”

　　“但准备去死的人——他们已经放弃了寻找，已经接受了最坏的结局。”

　　“如果这个世界总是需要牺牲才能存续，如果平衡总是要用生命来堆砌——”

　　她停顿了一下。

　　“那也许问题根本就不在梦渊，不在梦魇种，不在那些威胁。”

　　“也许问题在于——我们太习惯于接受牺牲了。”

　　“我们太习惯于说‘没有办法了，只能这样’，太习惯于把一些人的生命标记为‘可以被牺牲的’，太习惯于——让孩子们去死。”

　　“所以我不会给您许可。”

　　“我不会说‘是的，去吧，牺牲维也纳，牺牲您自己，这是唯一的办法’。”

　　“我会说——”

　　她的声音带着晨钟般的洪亮。

　　“去改变世界吧。”

　　“去找到一个不需要牺牲任何人的办法。”

　　“去证明——人类值得被拯救，不是因为我们能接受牺牲，而是因为我们拒绝接受牺牲。”

　　“如果您真的找不到其他办法，如果核武器真的是最后的选择——那至少，至少让它成为您活着回来之后的选择。”

　　“让它成为您尝试了所有可能性之后的选择。”

　　“让它成为——您和我们所有人一起做出的选择。”

　　“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睁开眼睛。

　　看着面前灰色的墙壁，看着桌上那个老式的加密电话，看着我自己的手——那只握着话筒的手。

　　那只在两百年里杀了无数梦魇种的手。

　　那只在雨天牵起小忆的手。

　　“我明白。”我说。

　　“那您会怎么做？”

　　“我会——”

　　我停了一下。

　　“我会去维也纳，我会尝试找到其他办法。如果找不到——”

　　“如果找不到，我会回来。”

　　“然后我们一起决定下一步。”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轻微的、如释重负的叹息。

　　“谢谢您。”艾米莉亚·桑托斯说。

　　“不用谢我。”我说，“您刚才说的那些——关于改变世界，关于拒绝接受牺牲——那些都是理想主义。”

　　“我知道。”

　　“理想主义在现实面前通常会碎掉。”

　　“我知道。”她重复道，“但如果没有人坚持理想主义，如果所有人都接受‘现实就是这样’，那现实永远不会改变。”

　　“所以我选择做一个理想主义者。”

　　“即使我可能会失败，即使我可能会后悔。”

　　“至少我尝试过。”

　　我沉默了几秒。

　　“您会是一个好秘书长。”我说。

　　“我希望如此。”她说，“但现在——现在我只是一个三十八岁的女人，在凌晨三点接到一个电话，试图说服一个两百岁的吸血鬼不要去死。”

　　她的声音里有一丝疲惫，但也有一丝笑意。

　　“这大概不在我的工作描述里。”

　　“大概不在。”我说。

　　“但我很高兴我做了额外的事。”

　　“我也是。”

　　我们又沉默了几秒。

　　“那——”艾米莉亚·桑托斯说，“祝您好运，猩红。”

　　“谢谢。”

　　“还有——”

　　“嗯？”

　　“回来的时候，带小忆一起来联合国总部。”她说，“我想见见她，想见见那个让您停下脚步的孩子。”

　　我的喉咙突然有些发紧。

　　“好。”我说，“我会的。”

　　“那再见。”

　　“再见。”

　　电话挂断了。

　　我把话筒放回座机，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房间里又只剩下荧光灯的嗡鸣声。

　　我坐了很久。

　　久到我能感觉到身体里的疲惫——那种两百年积累下来，已经化作自己的一部分的沉重。

　　但也有别的东西。

　　一种很轻盈、很微弱的、像是春天第一缕阳光的东西。

　　希望？

　　也许吧。

　　我站起来，走出隔音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