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家是青砖垒的土坯房，每到梅雨季，屋顶的青瓦就兜不住雨水，顺着木梁的缝隙在屋里织出好几道细银线，在泥地上洇出一圈圈暗黄的湿痕。

　　那时候我看着这场景，心里没有一点愁绪，只觉得像在看一场不用花钱的淋雨秀。妈妈总踮着脚、佝着腰，把塑料水瓢举过头顶去接屋梁漏下的水，接满一瓢就转身倒进脚边的木桶里，瓢与桶的碰撞声混着屋外的雨声，像在给我奏一场专属于童年的交响乐。

　　我光着脚粘在她身边，一会儿伸手去接屋檐落下的水滴，一会儿故意把脚重重踩进地上的水洼里溅起水花，妈妈转头看着我笑，眼睛弯成了月牙，哪怕裤脚被我溅湿，也从没有对我严厉过一句。

　　母亲只认得几个歪歪扭扭的字，最远的学历只到小学二年级，加上一口生涩的外乡口音，村里总有人背地里叫她“呆子”——凑堆纳鞋底的妇人见她路过，会突然压低声音笑，连上门的亲戚都当着她的面叹气：“你家娃这么瘦小，咋不知道给买点好吃的，太不会疼孩子了。”只有我清楚她藏在木柜里的温柔：那时候物价还没涨起来，她每天都去田里挖菜到镇上换点零钱，裤脚还沾着半干的泥点。

　　每次星期五我回来木柜里总是鼓囊囊的布包，里面永远躺着给我的小惊喜：香酥的奶油饼干、甜辣得眯眼睛的“小滑头”，还有印着杨过小龙女黑白画像的辣条。那些晚上，我们挤在14寸的黑白电视前，我攥着辣条啃得嘴角发红，她就用沾了尘土的指尖蹭掉我下巴上的辣渣，自己一口都舍不得尝，我人生第一次尝到零食的滋味，是从母亲那里。如今再去便利店买同款辣条，拆开塑料包装的瞬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原来我怀念的从来不是五毛钱的辣条，而是那个把仅有的温柔都揉进布包、在旁人误解里偷偷爱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