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肖云飞，是在清华图书馆三楼靠窗的位置。

　　那是2016年秋天，BJ的梧桐叶正黄得灿烂，他从书架间探出头，手里捧着本《哥德尔、埃舍尔、巴赫》，眼镜滑到鼻尖，用那种漫不经心的语气问我：“你说，如果巴赫活在今天，会是个AI工程师还是产品经理？”

　　这个问题问得如此突兀，又如此肖云飞。

　　十年后的2026年春节。

　　当我们在BJ国贸一家咖啡馆重逢时，他坐下后的第一句话是：“你知道吗，OpenAI最新那个模型，训练成本已经降到了2020年的百分之一。这不是技术进步，这是物理定律在被改写。”

　　时间是正月初六，春节假期最后一天。

　　咖啡馆里人不多，落地窗外是东三环稀稀拉拉的车流——大多数人还沉浸在年味里，或者堵在返程高速上。

　　我点了杯美式，他要了绿茶，说在硅谷养成的习惯，咖啡因过量会让他“思维过于线性”。

　　“你还是老样子。”我笑了。

　　“你也是，”他推了推眼镜，那副黑框眼镜和七年前一样，“只是头发少了点，眼袋深了点，标准的中国互联网产品经理面相。”

　　肖云飞看上去没怎么变。还是那张娃娃脸，只是眼角多了几道细纹，像代码运行后留下的痕迹。他穿着件灰色抓绒外套，牛仔裤，运动鞋，标准的硅谷工程师装扮，在这座讲究“过年要穿新衣”的城市里显得格格不入。但我知道，他从来都活在另一套时间表里——不是农历的，不是公历的，而是摩尔定律的时间，是Transformer架构演进的时间，是参数规模每六个月翻一番的时间。

　　“什么时候回来的？”

　　“除夕前一天。圣诞节的时候我就订了票。”他喝了口茶，“我妈说，你再不回来，我都快忘记儿子长什么样了。”

　　“博士毕业三年了吧？”

　　“三年零四个月。”他精确地说，“在谷歌大脑待了十八个月，DeepMind十个月，现在在OpenAI。平均每家公司待不到一年，猎头说我简历像跳棋。”

　　“为什么跳？”

　　“因为每个地方都只让我看到拼图的一角，”他身体前倾，声音压低，“歌者，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不是技术发展太快，而是有人故意把拼图打散，分放在不同的房间里，然后告诉你：慢慢来，别急，等时机成熟了自然会看到全貌。”

　　我本科在南京一所不错的211读计算机，保研到清华。

　　肖云飞是我研究生室友，虽然不同导师——他搞理论计算机，我做人机交互——但我们共用一张书桌，经常争论到凌晨三点。他总能用数学公式解释一切，包括为什么食堂的宫保鸡丁越来越难吃：“厨师在优化函数时过拟合了历史数据”。

　　毕业后，我进了国内一家互联网大厂做产品经理，经历了移动互联网最后的狂欢和平台期的焦虑。

　　他拿到普林斯顿的全奖，去读计算神经科学博士，说想搞清楚“人脑这个湿件到底是怎么运行算法的”。我们保持着一年联系一两次的频率，通常是春节或生日，在微信上简单问候。我知道他在顶级会议发论文，知道他导师是图灵奖得主，知道他在硅谷买了个小公寓，但不知道具体细节。

　　“你呢？”他问，“还在做社交？”

　　“去年转岗了，做AI产品。”

　　“具体？”

　　“大语言模型的场景落地。教育、办公、内容生成，什么都做。”

　　“感觉怎么样？”

　　我沉默了几秒。窗外有烟花升起——虽然五环内禁放，但总有人偷着放。烟花在灰蒙蒙的天空炸开，金色的光点缓缓坠落，像某种古老的、注定要被淘汰的庆祝方式。

　　“像在骑一匹脱缰的野马，”我终于说，“你刚抓住缰绳，以为学会了驾驭，它已经长出翅膀变成飞马。你刚适应天上飞，它又潜入深海变成鲸鱼。每天早上的行业快报，都像在读科幻小说——只不过这些‘科幻’昨晚已经在你隔壁办公楼里变成了现实。”

　　肖云飞笑了，那是理解的笑。

　　“上周，我们组的一个实习生，00后，问我什么是‘智能手机时代的产品方法论’。我花了二十分钟解释应用商店、用户增长、社交裂变这些概念。

　　他听完后说：所以就像原始人用石斧砍树？”

　　“差不多就是那种感觉。”

　　“但你们还在用石斧的方法论砍AI这棵红杉树。”

　　这话刺痛了我。过去一年，我主导的三个AI项目，两个失败，一个勉强上线但数据平平。我们团队有最完备的A/B测试体系，有精细的用户画像，有经过千次战役的产品方法论文档。但当把这些用在AI产品上时，总像用渔网捞风——能抓住点东西，但核心的东西永远从网眼溜走。

　　“那你们的方法论是什么？”我问。

　　肖云飞没有直接回答。他看着窗外，第二朵烟花正在升起，这次是蓝色的。“你知道阿苏吗？”

　　“谁？”

　　“我前同事。印度裔，加州理工博士，OpenAI的早期员工之一。去年九月，他参加了Lex Fridman的播客《Relentless》。”

　　“然后？”

　　“然后他讲了太多不该讲的东西。三周后，被开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