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

　　可能是几个小时，也可能是几天。当他再次感觉到“存在”的时候，第一个进入意识的东西是——

　　气味。

　　煤油燃烧的气味。中药的气味。发霉的木头的味道。还有——血腥味。

　　这些气味太真实了，不可能是梦。

　　他试图睁开眼睛。眼皮像是被灌了铅，沉重得抬不起来。他试了三次，第四次的时候，终于睁开了一条缝。

　　光线刺入瞳孔，他本能地眯了一下眼。

　　然后他看到了——

　　天花板。斑驳的天花板，石灰已经剥落了大半，露出下面暗黄色的木板。木板上有裂缝，裂缝里有什么东西在蠕动——可能是虫子，也可能是光影。天花板的中央挂着一盏煤油灯，灯罩上积着一层黑色的烟灰，火焰在微风中轻轻摇曳。

　　煤油灯。

　　中国高铁上没有煤油灯。

　　这个念头像一盆冰水浇在他头上，所有的困倦和迟钝在一瞬间被冲刷干净。

　　林振华猛地睁开眼，特种兵的本能在三秒内完成了对周围环境的扫描——

　　他躺在一张硬木床上。床很窄，大概只有九十厘米宽，床板上铺着一层薄薄的棉褥，褥子上有好几个补丁。枕头是荞麦皮的，硬邦邦的，散发着陈年的汗味。

　　房间很小，目测不超过十平方米。除了这张床，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子上放着一个搪瓷杯、一盏煤油灯、一本翻开的日历。墙角有一个木制的洗脸架，上面搭着一条灰色的毛巾。地上铺着青砖，砖缝里长着青苔。

　　窗户是木框的，窗玻璃上贴着报纸——不是整张的报纸，而是剪成条状的，像是为了遮挡什么。透过报纸的缝隙，他能看到外面的天色——是亮的，但光线昏暗，像是阴天。

　　然后他的目光落在了桌上的日历上。

　　那是一本老式的台历，红色的封面上印着烫金的字，但金色已经磨得差不多了。日历翻开的那一页上，用繁体字印着——

　　“中华民国十九年十一月”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

　　林振华的大脑在这一刻完全停止了运转。

　　中华民国十九年。

　　公元1930年。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整整十秒钟，然后闭上眼睛，再睁开。日历没有变。还是那行字。

　　他深吸了一口气。胸口的疼痛让他倒吸了一口冷气——他的肋骨至少断了一根。

　　低头看自己的身体——

　　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棉布衬衣，不是他之前穿的蓝色夹克和白衬衫。这件衬衣明显是手工缝制的，针脚粗糙，领口磨得起了毛。衬衣下面，他的胸口缠着绷带，绷带上有渗出的血迹，颜色已经变成了暗褐色——说明这伤至少是一两天前的了。

　　他抬起手，看着自己的手。

　　这不是他的手。

　　不是那双四十九岁的、有手术疤痕的、指节微微变形的手。

　　这是一双年轻的手。皮肤紧致，指节分明，虎口和食指侧面有薄薄的茧——那是握枪的茧，也是握手术刀的茧。指甲修剪得很短，指甲缝里有干涸的血迹——不是他自己的血。

　　这双手他认识。

　　这是他二十岁出头时的手。

　　林振华坐在床上，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

　　他的大脑在以最高的速度运转，试图为这一切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高铁事故？他可能受了重伤，现在在医院里，这一切都是创伤后的幻觉？但那煤油灯的气味太真实了，胸口的疼痛太真实了，那本日历上的字太清晰了。

　　做梦？但他在特种部队学过清醒梦的辨识技术——捏住鼻子呼吸、看文字、看钟表。他捏了一下鼻子——能呼吸。他又看了一眼日历上的字——每一遍看都是一样的。

　　不是梦。

　　穿越？

　　这个词从他的意识深处浮上来的时候，他自己都觉得荒谬。他是外科医生，是军人，是唯物主义者。他不看网络小说，不相信超自然现象。但此刻，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他，林振华，公元2026年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创伤外科主任，陆军特种部队荣誉退役军医，现在正坐在1930年的一张床上。

　　他花了三分钟接受这个事实。

　　不是三秒钟，不是三小时。是三分钟。

　　在特种部队，他学过一门课，叫做“极端环境下的心理适应”。教官说过一句话：“当现实和你认知的世界发生冲突时，最快接受现实的人，活得最久。”

　　三分钟后，他睁开眼，目光已经平静如水。

　　不管这是怎么发生的，不管它有没有科学解释——他现在在这里。1930年。上海。

　　活下去。

　　然后——做点什么。

　　他慢慢地下床，赤脚踩在青砖上。十一月的上海，地面冰凉，寒意从脚底窜上来，让他打了个寒噤。但他需要这种感觉——冰冷、坚硬、真实——来确认自己不是在梦里。

　　他走到桌前，拿起那本日历，翻看了一下。十一月之前的每一页都被撕掉了，只剩下最后两个月。日历的背面有人用铅笔写了几行字，字迹潦草——

　　“林先生，医药箱在桌下。粥在灶上。我去码头做工，晚归。——老周”

　　林先生。

　　医药箱。

　　他的心跳加速了一拍。

　　他弯腰看向桌下——那里放着一个棕色的皮箱，大约四十厘米长，二十厘米宽，皮面磨损得很厉害，铜制的搭扣已经氧化成了暗绿色。

　　他把皮箱拎出来，放在桌上，打开搭扣，掀开盖子。

　　箱子里是手术器械——

　　一把持针钳、两把组织镊、三把不同型号的止血钳、一把手术刀柄、一包手术刀片（德国制造，秃鹰牌）、一把剪刀、一卷羊肠线、几卷纱布、两个碘酒瓶、一瓶酒精、几包磺胺粉。

　　东西不多，而且在他看来原始得可笑——那些手术器械的钢材质量、那些刀片的锋利度、那些纱布的无菌程度，和他2026年使用的东西相比，简直是石器时代和航天时代的差距。

　　但他的眼眶湿了。

　　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这些东西是他现在所有的本钱。在这个没有CT、没有MRI、没有血气分析仪、没有抗生素的时代，这箱子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救命的武器。

　　他检查了每一件器械，确认它们都是干净的——虽然无菌程度达不到他的标准，但至少没有明显的污染。碘酒瓶的标签已经模糊了，但打开闻了闻，还是碘酒的味道。酒精浓度大概在百分之七十五左右——够用了。

　　磺胺粉还有六包。这是这个时代最先进的抗生素——虽然在他眼里，磺胺的抗菌谱太窄、副作用太大、耐药性来得太快。但在这个没有青霉素、没有头孢、没有碳青霉烯的时代，磺胺就是神药。

　　他把器械重新放好，合上箱子，拎起来掂了掂分量。大约五公斤。在战场上，这五公斤就是一条命。

　　他放下箱子，看了一眼桌上搪瓷杯里的东西——半杯凉了的白粥，稀得能照见人影。他端起来，一口气喝完了。米粒在嘴里嚼了两下就咽下去了，没什么味道，但胃里暖了一点点。

　　然后他拿起那件搭在椅背上的外套——一件灰蓝色的旧棉袄，袖口和下摆都有补丁，但还算干净。他穿上棉袄，推开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