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节插入些不研史料而不知道的己巳之变的其他细节吧，其目的很简单，让读者更多的了解少年天子崇祯帝的另一个帝王之缺。

　　一、己巳之变带来的帝王冲动

　　先谈另一个因己巳之变而被崇祯处死的明臣——耿如杞。

　　《明史》将耿如杞与明末多位负责边防守备或地方军政的官员同列一传，该传为《明史·卷二百四十八·列传第一百三十六》，正式标题可概括为“梅之焕刘策耿如杞等列传”，同传核心人物包括梅之焕、刘策、耿如杞、胡士容、谢琏、余应桂、高斗枢等。

　　这些人均为明末军政体系中的重要官员，或镇守边疆、或统筹地方防务，生平事迹多与明末边患应对、朝堂风波相关，《明史》以编年体方式分别清晰记载其关键人生节点。

　　耿如杞，万历四十四年丙辰科进士，初任户部主事，天启初年因才干出众调任兵部职方郎中，应对繁杂军务得心应手；后外任地方军政要职，历任陕西参议、遵化兵备副使，逐步积累边防守备经验。

　　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各地官员争相建祠谄媚，巡抚刘诏在喜峰口行署悬挂魏忠贤画像，率文武官员行“五拜三稽首”大礼并呼“九千岁”，耿如杞坚决抵制，仅行半揖之礼便离去。

　　魏忠贤恼羞成怒，指使刘诏弹劾他，罗织“贪赃六千三百金”的罪名，将其逮捕下狱，判处死刑。同期被牵连的还有蓟州参议胡士容（因同样拒建忠贤生祠遭诬下狱）。

　　崇祯帝即位后清算魏忠贤集团，深知厂卫制造冤狱之弊，下旨赦免耿如杞，恢复其官职并破格提拔为右佥都御史、山西巡抚。

　　任内耿如杞主张“守边为上”，积极修缮边塞防御工事，应对插汉虎墩兔部的边患侵扰，有效稳固了山西边境防线。

　　崇祯二年（1629年）己巳之变爆发，后金铁骑绕过关宁防线直逼京师，耿如杞奉诏率总兵官张鸿功及五千精锐驰援，成为首批抵达京师的勤王部队之一。

　　当时军令，士兵抵达京师后需先确定驻防区域，次日方可发放军饷。

　　但耿如杞部抵达后，兵部却频繁变更驻防指令：首日令守通州，次日调昌平，第三日再改派良乡，三天内驻防地三次更迭，士兵始终未能完成驻地确认，自然也无法领到军饷。

　　长途奔袭的疲惫与断饷的窘迫交织，士兵最终哗变，在沿途发生劫掠事件。

　　崇祯帝闻讯后震怒，认为耿如杞“治军无方”，当即下诏逮捕耿如杞与张鸿功。彼时朝堂正因袁崇焕下狱事件风声鹤唳，廷臣皆畏惧崇祯的猜忌之心，无人敢为二人辩解。

　　崇祯四年（1631年），耿如杞最终被斩于西市，成为明末勤王风波中又一位蒙冤而死的边臣。

　　耿如杞之死虽在当时无人敢辩，但后世多认为其“哗变之罪”实属冤屈——士兵哗变的核心原因是兵部频繁调防导致断饷，而非耿如杞治军无方，崇祯帝的处置带有明显的情绪性追责。

　　南明福王朱由崧即位后，为安抚民心、纠正明末冤狱，下诏追赠耿如杞为右副都御史，正式为其平反昭雪，承认其生前的忠勇与才干。

　　二、受牵连者何止其一

　　十二月初二，明思宗下旨，将负责修筑城防工事的工部侍郎张凤翔逮捕入狱，营缮司郎中许观吉、都水司郎中周长应‘屯田司郎中朱长世各廷杖八十，许、周、朱三人年老体衰，皆毙于杖下。同时，提拔大同总兵满桂为总理，节制勤王入卫的各路兵马；马世龙、祖大寿分理辽军。

　　而谣言四起导致守城士卒口口声声称辽军为奸细，还故意从城墙上扔砖头，砸伤辽兵。这会儿，袁督师又被捕下狱，再加上本来就有过节的满桂还成了总理军务的顶头上司。辽兵再留在北京可能直接就溃散了，于是，十二月初四祖大寿东行，毁山海关而出，拟撤还宁远。

　　祖大寿一走，崇祯慌了，赶紧问兵部尚书梁廷栋怎么办，梁说：“祖大寿怎么可能反朝廷，只是因为袁崇焕被下狱而怕了，想让他回来，必须得让袁崇焕写信让他回来。”

　　各路阁臣都到狱中反复劝导，让袁崇焕写下劝祖大寿顾全大局的腊书。信使得书，策马追赶，在锦州以东之地追上祖大寿。

　　看着袁崇焕的手书，祖大寿与全军将士皆泣不成声，但还是犹豫不决，随军的80岁老母和妻子都劝祖大寿：“所以致此，为失督师而，尔何不立功为赎后，从主上乞督师命耶？”将士听了无不踊跃，于是祖大寿集合下辖将士，返回山海关，收复永平，遵化一带。

　　皇太极得知明思宗中计，喜出望外，遂集中兵力攻略畿南一带，一直到了卢沟桥，副总兵申甫刚刚招募了七千新兵，结果被抄了后路，全部被歼。

　　后金、蒙古联军进抵永定门外，这会儿，崇祯慌了，赶快让梁廷栋和满桂屯驻西直门和安定门。满桂这会儿正屯驻宣武门瓮城内，跟崇祯汇报说：“陛下，臣之士卒皆新募，且步兵居多，战力有限。若真出城迎战，建虏铁骑只一合便可能溃散，以臣之见，还是借城墙之利，全力防守，待机而出为上。”，可崇祯还是派宦官催促出战。

　　满桂不得已，挥泪而出，终寡不敌众，与副将孙祖寿，参将周旗战死沙场，总兵黑云龙、麻登云等被俘，投降了后金。

　　后金诸将纷纷要求攻城，不过皇太极还是知道深浅的，北京城墙的厚度，大明的民心所向皆不是在一时半会就能攻破的，于是遣使送信给崇祯，要求议和，然后率兵东向，一路劫掠，返归沈阳。

　　这是皇太极人生第一次北京游，我相信，在他回沈阳的路上，是笑着的。他所畏惧的任何情况都没有发生，并此次入关，收获颇丰。不仅如此，还借大明皇帝之手，除去了袁崇焕。战略战术双赢，若再打劫，可算得上熟门熟路了。不过，当时的他却也不知道，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的北京游。皇太极可能也曾想过自己应该还会再来，但时代与命运都在这个时刻给他的北京之行划上了句号。

　　1630年五月，明军在孙承宗指挥下收复滦州、迁安，驻守永平的阿敏、硕拓见明军势大，无力抵抗，遂在弃城前实施屠城：“屠永平降官和汉民，尽掠财物俘获，弃城而逃”。

　　此次屠城彻底违背了皇太极“善待归降汉民、争取人心”的策略（皇太极曾多次下诏严禁杀降，要求保护四城汉民庄稼与财产），这种行为不仅让后金此前争取汉地民心的努力付诸东流，还引发明廷及汉民的强烈愤慨，严重损害后金的政治与军事形象。

　　皇太极返回盛京后，对阿敏处置得毫不手软，众贝勒建议“论死”，但皇太极“从轻发落”，最终裁定：终身监禁（幽禁于高墙之内），削夺“二贝勒”爵位，没收其所属镶蓝旗部众与全部财产（部分财产分给其弟济尔哈朗），彻底剥夺其军政权力。

　　君权再次得到强化。

　　三、朝堂上的“倒袁”合力

　　崇祯二年十二月初一，袁崇焕下狱，山西道御史高捷率先上疏，系统地提出了袁崇焕的三大罪状：“擅主和议，专戮大帅，纵敌长驱”。《崇祯长编》收录此疏，其中“纵敌长驱”一条最为致命——它将后金破关入塞的全部责任，归咎于袁崇焕的防御失当，全然无视蓟镇防务本不属其直接管辖、且其早已预警的事实。

　　高捷并非孤例。紧随其后，御史史范上疏弹劾袁崇焕“阴主款议，引敌胁和”；兵科给事中钱允鲸则指其“以五年复辽欺罔陛下”。这些奏疏在崇祯案头堆积如山，形成了一个高度一致的舆论场：袁崇焕不仅是败军之将，更是欺君之臣、通虏之贼。

　　关键人物温体仁的作用不容忽视。时任礼部右侍郎的温体仁，虽非首辅，却深谙皇帝心理。

　　他利用入对之机，多次向崇祯暗示：袁崇焕与内阁大学士钱龙锡（袁崇焕的举荐者和政治盟友）关系密切，诛杀毛文龙、与后金议和等事，皆为二人共谋。这一指控将打击面从边将扩大到朝臣，触动了崇祯对“结党营私”最深的恐惧。

　　与此同时，已被重新起用、总督辽东军务的孙承宗，其态度亦显微妙。作为袁崇焕的老上司和辽东战略的奠基者，孙承宗本是最有能力、也最应为袁辩白的人。但他仅在奏疏中言“临阵易帅，兵家大忌”，委婉请求慎重，却未对“通敌”等核心指控做出有力反驳。

　　其顾虑在于，自身复出不久，地位未稳，若强力为袁辩护，恐被指为“同党”，进而危及辽东大局的稳定。他的沉默，客观上削弱了朝中能为袁崇焕发声的最强力量。

　　其实，崇祯自己在刚把袁崇焕下狱时，也不曾想对其实施重刑，但架不住耳根子太软，阉党余孽整天在其耳边吹袁崇焕的谋反大逆，时间一久，竟被洗脑，对袁崇焕谋反一罪竟真的信以为真。

　　少年天子的冲动，多疑，刚愎自用全部被阉党余孽摸的门儿清。

　　四、司法程序的“奉命定罪”

　　此案由崇祯皇帝直接交办锦衣卫镇抚司审理。在明代司法体系中，锦衣卫诏狱乃“天子之狱”，其审讯往往直接体现皇帝意志。据《崇祯实录》记载，审讯重点并非军事部署得失，而是围绕“通敌谋叛”这一政治罪名展开。

　　期间，虽无袁崇焕亲笔通敌信函等确凿物证，但一系列“旁证”被构建成链：其一，俘获的后金将领（经拷问）供称，皇太极确曾与袁有书信往来（内容实为议和试探）；其二，逃回的太监杨春关于偷听到袁与后金有密约的证词；其三，袁部个别将领（如曾为袁传递议和文书的徐敷奏）在压力下的含糊供述。这些证据真伪混杂，但在“钦定”性质下，辩白空间极小。

　　崇祯三年（1630年）三月，经数月审讯，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会审定谳。其定罪依据主要参照《大明律·刑律》“谋叛”条及“主帅不固守”条。最终拟定：“袁崇焕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依律，凌迟处死。”

　　这份判决书充满了政治定性词汇（“欺隐”“资盗”），将战略分歧（市米蒙古、议和试探）、战术决策（遣散援兵、坚请入城）与未经证实的“通敌”意图强行捆绑，完成了从军事问责到政治诛心的关键一步。

　　五、舆论的制造与民众的狂怒

　　袁崇焕被定重罪，北京城内的舆论发酵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舆论并非自然生成，而是由官方信息释放和谣言传播共同塑造的。

　　官方层面，朝廷通过邸报、告示等方式，将袁崇焕的罪名公之于众，尤其强调其“纵敌长驱，引寇胁和”导致京畿遭劫、生灵涂炭。对于饱受战火惊吓、亲人罹难、财产损失的京城军民而言，他们急需一个具体的仇恨对象来宣泄恐惧与痛苦。官方定性的“国贼”袁崇焕，完美地扮演了这一角色。

　　谣言层面，各种匪夷所思的说法在街头巷尾流传。

　　最盛行的一则谣言是：“袁崇焕导虏入犯”，即指控他故意为后金军引路。

　　此谣言的“依据”极其荒诞：因袁崇焕熟悉地形，且后金军行动路线“巧合”地避开了其主力，便被附会为“勾结”。另有谣言称，袁将朝廷粮饷卖给蒙古，间接资敌；其在广渠门苦战被说成是“演戏”，左安门误射则是“杀人灭口”。

　　这些谣言与官方释放的信息碎片互相印证，形成了强大的误导效应。

　　在这种信息环境下，北京民众对袁崇焕的观感发生了彻底逆转。

　　他从广渠门血战时的“万家救命恩”，急速堕变为千夫所指的“国贼”。

　　人们选择性遗忘了他率军驰援的忠勇，只记住（或被灌输）了“通敌卖国”的罪名。一种集体性的愤怒与仇恨情绪在京城弥漫，为最后的残酷行刑铺垫了“民意”基础。

　　六、最终的裁决与行刑

　　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公历1630年9月22日），崇祯皇帝最终裁决，核准了对袁崇焕的凌迟处决。

　　圣旨中称：“袁崇焕谋叛欺君，结奸蠹国。斩帅以践虏约，市米以资盗粮。既用束酋，阳导入犯，复散援师，明拟长驱，及戎马在郊，顿兵观望，暗藏夷使，坚请入城，意欲何为？致庙社震惊，生灵涂炭，神人共忿，重辟何辞！”

　　是日，袁崇焕被押往北京西市刑场。

　　临刑时，他口占一绝：

　　一生事业总成空，

　　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

　　忠魂依旧守辽东。

　　据张岱《石匮书后集》记载。：“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这一惨烈场景，是信息被彻底垄断和扭曲后，集体非理性情绪的恐怖爆发。

　　民众在自以为“诛杀国贼”的正义感驱使下，参与了这场对“叛国者”的仪式性虐杀。

　　他们不知道，也不关心法庭上证据的薄弱；他们发泄的，是战争带来的创伤，以及对背叛的极端憎恨——而这种憎恨的对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无法接触真相的信息环境所指定的。

　　袁崇焕之死，标志着一个恶性循环的开启：君主因猜忌而擅杀大将，官僚系统因党争而落井下石，司法程序因奉命而失去公正，民间舆论因蒙蔽而陷入狂热。

　　自此，明朝边帅与中枢之间的信任彻底破产。后来者如洪承畴、左良玉乃至吴三桂，其所作所为，皆可在此找到部分渊薮。

　　一条维系帝国军事安全的重要纽带，随着袁崇焕的肉一块块落下，被寸寸割断。

　　七、短视的胜局：崇祯的代价

　　袁崇焕死后，崇祯并没有迎来预期的“人心振奋”、“边事澄清”。相反，他收获了更苦的果实。

　　首先是辽东防线的彻底瓦解与异化。祖大寿等辽将虽暂未投敌，但心寒胆裂，与朝廷离心离德。关宁军从一支有灵魂、有目标的精锐，沦为纯粹为利益和生存而战的雇佣军，为日后吴三桂等人的抉择埋下了伏笔。《明史·袁崇焕传》后的论断一针见血：“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其次是君臣信任的彻底破产。此后，崇祯对任何统兵大将都再难信任。他频繁更换督师、巡抚，动辄下狱问斩。杨嗣昌、孙传庭、洪承畴……无论是能臣还是干将，最终几乎无人能得善终，也没人能真正放开手脚。皇帝与军事机器之间，形成了致命的相互损耗。

　　最后，是道德与民心层面的溃败。袁崇焕的惨死，在天下忠臣义士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尽管后来乾隆朝出于政治目的为袁崇焕平反，但当时，“忠君事国反得惨死”的认知，无疑加速了明王朝精神支柱的腐朽。

　　崇祯用最惨烈的方式，“解决”了袁崇焕这个他心中最大的“困局”，却不知自己已亲手拆掉了帝国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根承重梁。他赢得了处置“叛臣”的片刻权威，却输掉了维系江山的根本。

　　八、扭曲人性背后的一点温度

　　袁崇焕被处死后，没有人敢去替他收尸，他的头颅挂在一根高高的木桩上，等待示众后再摘下传示九边。

　　然而，袁承焕生前一位佘姓部下实在不忍袁崇焕的尸首在广渠门外示众，便冒死将袁承焕的首级偷了出来，掩埋在自家后院，并不再为官，至此过起了隐姓埋名的守墓生涯。

　　后续，这位佘姓部下病重弥留之际，他将家里人叫到了病床前，对家里人留下了遗训：自己死后可埋于袁大将军一侧，与大将军永远相伴；袁大将军为国家而无后代，佘家人一定要世代相传为大将军守墓，不准回广东故里；佘家后人永远不许为官但必须读书，读书可知史，可明礼。

　　就这样，佘家后人谨听遗训，世世代代都居住在这里，一守，就是17代，守墓长达近400年的时间。

　　现如今，袁承焕的墓地依旧有佘家的后人在此守墓，每到袁承焕的忌日，佘家的后人就会按照惯例，来到大殿，先是袁承焕的画像三鞠躬，然后再来到墓地，擦洗墓碑和供桌，为袁承焕的墓地献上鲜花，进行祭扫。

　　行文至此，以泪纪念这位从未被国人忘记的民族英雄，督师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