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有一个朋友，给老少爷们介绍一下，他叫朱译臣，小名必胜，知根知底者叫其朱必，不太中听，但他不在乎，因为早产，他的身材一直比较瘦小，站在人群里毫不起眼，他性格腼腆，公众场合说话总是轻声细语的，跟人交流时还容易脸红，遇到问题第一个反应的器官是泪腺，泪失禁体质让他显得更加懦弱。

　　自幼就不受欢迎，小伙伴们嗤笑：“他爸就是那个开学在学校里扫大街的！”，他们说的是真的。

　　在那个物质生活普遍不能满足人们需要的年代，朱译臣的家庭在城市里仍是处于末流，父母望子成龙，将其送进市里最好的小学，校长是一个颇具奥楚蔑洛夫既视感的人物，在一系列复杂的流程和亲戚的帮助下，我们的“小朱必”得以入学，入学当天，那个校长派发了一个任务给我的父母——扫操场，美其名曰：每个家长都应该为学校做出贡献，这对那些有权有势的家长来说，太容易，一个电话足以让调动数量庞大的资源，而小朱的父母可以贡献的，只有扫地，笔者在此替他的父亲不值，因为这位父亲的付出现在看来遭到了辜负，他的儿子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却仍然普通。如果小朱的父亲受到如此良好的教育，应该会走的更远，而不是只能做下岗然后从光辉伟大的工人变成“自由手工业者”，艰难度日。小朱父母告诉他：“咱们家穷，一定要努力”，这句话对于年幼的小朱必来说，对牛弹琴罢了，他只是感到羞耻和自卑，他的小猪脑子不能理解这个社会的规律，只能把一切归咎贫穷二字。

　　上了初中，小朱同志没有什么变化，身高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如雨后春笋，他依旧矮小，依旧贫穷，衣衫褴褛，带着别人淘汰下的女式眼镜，那副眼镜是粉色的，日暮时分会将夕阳拆解出七种颜色，像把无奈也拆成了光谱。同学们也会嘲笑，但是他已经麻痹，所谓无所谓了。学习上也没什么突出的表现，每天能按部就班地完成任务已是幸事，在班里就是个透明人。感情方面更是一片空白，他甚至都不敢主动跟女生说话。

　　朱译臣觉得，自己人生的全部意义，大概就是用来衬托这个世界的喧闹的。

　　比如现在，午后的教室像个巨大的蒸笼，黏稠的空气里搅拌着粉笔灰、汗味，以及少年们无处安放的精力与荷尔蒙。前排那几个雷打不动的学霸，正为一道函数题的第三种解法争得面红耳赤，仿佛那关系着人类未来的走向；后排人高马大的体育委员赵刚，则把一双崭新到刺眼的限量版球鞋踩在桌脚横杠上，声音洪亮地宣讲着这鞋蕴含的“黑科技”如何让他摸高又增加了两厘米，引来几个男生的啧啧称羡。

　　而朱译臣，只是把自己尽可能地缩在靠窗倒数第二排的座位上——这是教室里的“观察者席位”，既能规避老师的大部分视线范围，又能将众生相尽收眼底，同时，也方便他在下课铃响的第一时间冲去食堂，抢占那为数不多的廉价窗口。

　　他像一粒企图混进沙子里的尘埃，并且希望这阵风永远别吹到自己身上。

　　身上那件蓝白校服，领口和袖边已经洗得有些发灰发白，透出一种经年累月的疲惫。手肘处，有一个不仔细看绝对发现不了的、针脚却异常细密整齐的补丁。那是他母亲在昨晚昏黄的节能灯光下，一边眯着眼穿针，一边念叨着“男孩子正在长身体，衣服肘子这块最费，你爹年轻那会儿也是……”一边细细缝上的。针脚里，是生活无声的重量。

　　“朱译臣！”

　　一声吆喝，像条无形的鞭子，猝不及防地抽在他试图构筑的隐形屏障上，把他从那种自我缩小的状态里猛地拽了出来。

　　班里有名的“活跃分子”张志涛，咧着一口因为抽烟而有些发黄的牙，晃悠到他面前。他手里捏着一个粉红色的信封，信封角还贴着一个略显俗气的爱心贴纸，与他脸上那种玩世不恭的表情形成诡异反差。

　　“帮个忙，译臣，”张志涛“啪”地一下把信封拍在他略显斑驳的木制桌面上，语气是那种刻意营造的、不容拒绝的“熟络”，“把这个，给隔壁班的卫瑶。”

　　周围立刻响起几声心照不宣的、带着起哄意味的低笑。目光像聚光灯一样打过来，让朱译臣浑身不自在。

　　卫瑶。

　　这个名字像一块投入他心湖的冰，瞬间让他心里“咯噔”一下，寒意迅速扩散到四肢。那倒不是因为什么年级男生私下评选的、颇具争议且带点中二色彩的“神秘系花”名头，而是关于她的种种传闻，像都市怪谈一样在男生厕所、在操场角落悄悄流传：她永远独来独往，眼神比教学楼后面那棵老槐树的树荫还冷；据说上学期有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校外混混在校门口堵她，想“交个朋友”，结果第二天被人发现鼻青脸肿地躺在巷子口的垃圾堆旁边，见到穿校服的都哆嗦。

　　这种麻烦人物，是朱译辰人生信条里绝对要划入“禁区”，绕道三十米以上的存在。

　　“我……我跟她不熟。”他下意识地想推开，手指刚触碰到那光滑的信封表面，就像被静电打到，或者被某种隐形的火焰烫到一样，猛地缩了回来。与此同时，一个数字在他心里迅速生成、加粗、高亮——五块钱。

　　这是张志涛之前让他帮忙跑腿买水、抄作业、值日打扫时形成的“行市”。他需要这五块钱。这意味着明天早上那个总是手抖的食堂阿姨给他打稀饭时，他可以底气十足地要求“阿姨，加个鸡蛋”，或者，可以把那支已经写得快要吐不出墨、需要反复甩才能勉强续命的笔芯换掉，换一支新的，书写时能带来一种微小却实在的顺畅感。

　　“熟不熟不重要，”张志涛凑近了些，压低声音，嘴里那股混合着槟榔和廉价口香糖的气味扑面而来，带着点怂恿，更带着点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恶意，“你就说，是仰慕她的人送的。看看她什么反应，回来跟我们详细说说。”他挤挤眼睛，身后的几个跟班发出暧昧的嗤笑。

　　朱译臣明白了。自己不仅是跑腿的，还是去试探那片传说中雷区的探路石，是投石问路的那块石头，下场很可能是粉身碎骨。一种熟悉的、带着铁锈味的屈辱感从胃里升起，缓慢地灼烧着他的喉咙。他想把信封扔回去，想大声说“不去”，想像电影里的主角一样硬气一回。

　　但喉咙艰难地上下滚动了一下，那句“不去”在五块钱的具象诱惑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强大习惯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最终卡死在齿缝间。

　　“五块。”他最终垂下眼皮，避开张志涛那令人不适的目光，盯着桌面上那道不知哪个前辈刻下的划痕，吐出两个字，声音低得几乎湮灭在教室的嘈杂里。

　　“成交！痛快！”张志涛仿佛完成了一笔百万大单，爽快地一拍他肩膀，力道不轻，“放学就去啊，别想赖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