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六年的深秋，在淮河北岸这片被战火与流亡反复蹂躏的土地上，已无半分温和可言。寒意如同无形的冰锥，顺着破败衣衫的每一道缝隙往里钻，刺透皮肤，直抵骨髓。铅灰色的天空沉沉地压着，低得仿佛要触到荒原上那些光秃秃的树梢。北风从更远的北方呼啸而来，裹挟着沙尘、枯草和某种说不清的肃杀气息，狂暴地掠过干涸的河滩、龟裂的田地，最终抽打在这支蜷缩于废弃村落断壁残垣间的流民队伍身上，发出“噗噗”的闷响。人们本能地将身体缩得更紧，试图用彼此的体温和那点可怜的、用潮湿柴草点燃的、冒着浓烟的篝火，来抵御这日渐凛冽的、预示着严冬将至的恶意。

　　然而，比这自然界的严寒更刺骨的，是另一种无形无质却又无处不在的寒意——那是一种希望被现实一点点碾碎、前路被一道天堑彻底阻断后，从心底深处弥漫开来的冰冷绝望。

　　众人的目光，无论是茫然、麻木，还是带着最后一丝不甘的期盼，都无数次地投向同一个方向——村外不远处，那条烟波浩渺、浊浪翻滚、日夜不息向东奔流的淮水。初抵河岸、望见对岸朦胧轮廓时，那份绝处逢生的微弱悸动与希冀，早已在日复一日残酷现实的打磨下，如同被河水不断冲刷的沙堡，迅速崩塌、消散，只剩下湿冷黏腻的、令人窒息的现实。对岸那片在深秋薄霾中若隐若现、仿佛笼罩着一层淡青色纱幔的丘陵与林带，看似静谧安宁，与北岸的荒凉破败截然不同，却始终隔着一道令人望而生畏、似乎无论如何也跨不过去的鸿沟。

　　它就在那里，宽阔，沉默，浑浊的河水卷着旋涡，泛着黄褐色的泡沫，发出低沉而固执的呜咽，像一道有生命的、充满敌意的壁垒，冷酷地横亘在“生”与“死”、“过去”与“可能”之间。

　　赵伍长又带着他那几名最得力的手下回来了。这一次，他们沿着河岸上下游，用双腿丈量了更远的距离，探查得也更加深入细致。每个人都是满面风尘，嘴唇干裂起皮，眼窝深陷，布满了血丝，脚上的草鞋几乎磨穿，露出冻得发紫、裂着血口子的脚趾。他们带回来的消息，一次比一次更具体，也一次比一次更令人心沉，仿佛一块块冰冷的巨石，投入本就波澜不惊的死水，只激起更深的绝望涟漪。

　　“先生，李文书，”赵伍长摘下头上那顶破旧的毡帽，胡乱抹了一把脸上的尘土与汗渍混合的污迹，声音因疲惫和某种压抑的愤怒而显得有些沙哑低沉，“上下游近百里，但凡地图上标过的、老乡提过的，稍微像个样子的官渡、民渡，俺们都摸了一遍。全毁了，毁得干干净净，一看就是有意的。”

　　他蹲下身，用一根枯枝在地上粗略地划拉着，那是淮水的走向，以及几处关键的渡口位置。

　　“您看，这个最大的张家渡，原本是南北要道，能走车马的。现在？栈桥的木头烧得只剩黑炭桩子，石砌的码头塌了一半，剩下的也砸得稀烂，长满了枯草苔藓。旁边的村子早就没人了，连个鬼影子都瞧不见。”

　　“还有这个李庄私渡，说是早年间几家大户合伙修的，能渡骡马货物。我们去时，只剩几条破船底子半沉在河汊淤泥里，朽得不成样子。岸边拴船的石头桩子都被撬了，扔得到处都是。有老人说，去年秋天，南边就来了一队兵，不是胡人，看号衣像是南边的郡兵，带着民夫，把能拆的、能烧的全给祸害了。临走还放话，谁敢私设渡口，接引北人，以通敌论处，全家抄斩！”

　　魏先生靠坐在一截还算完整的土墙根下，身上裹着那件愈发显得空荡的旧氅衣，默默听着，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有那双深陷的眼睛，在跳动的篝火映照下，显得格外幽深。他偶尔咳嗽几声，声音闷在胸腔里，用手帕捂着嘴，肩头微微耸动。李丰蹲在赵伍长对面，手里拿着那块磨得发亮的木牍和炭笔，一边听，一边快速地在相应位置做着只有他自己能完全看懂的标记——一个叉，或是一个感叹号，旁边注上简短的几个字：“码头全毁”、“有兵”、“禁绝”。

　　“不止这些官面上的，”赵伍长继续道，语气里带着一种近乎麻木的叙述感，“就连那些藏在河湾汉港、芦苇荡深处，原本只有本地渔夫、行脚商才知道的野渡、私渡点，也大多废了。有的是船主自己跑了，船也不知所踪；有的，则被另一些人……占了。”

　　他说到这里，顿了顿，脸上肌肉不易察觉地抽动了一下，抬眼看了看魏先生，又看了看李丰，才压低了声音，继续道：

　　“这些还在偷偷渡人的地方，规矩……大得很，也黑得很。”

　　淮水的封锁，并未能彻底阻断南北之间人员的流动，尤其是在这天下大乱、北地烽烟四起的时节。求生的本能，总能驱使人们找到各种缝隙。官方的渡口被有计划的摧毁，并不意味着渡河行为的消失，它只是转入了更隐秘、更黑暗、也更赤裸裸地遵循着丛林法则的地下。一些规模小、位置隐蔽的私渡点在悄然运作，多位于远离主要道路、河道曲折、芦苇丛生、易于隐蔽和逃遁的偏僻河湾深处。掌控这些渡口的，无外乎是盘踞当地的豪强、与南岸胥吏乃至低级军官有勾结的船帮水匪，或是本身就在黑白两道间游走、手眼通天的地头蛇。这些地方，已然成了这个崩坏时代最真实、最残酷的微缩舞台，将阶层的分野、权力的傲慢、以及人命在绝望处境下被标上的价码，毫不留情地展览出来。

　　李丰曾坚持要亲自去看一眼。他需要最直观的感受，而非仅仅通过赵伍长那带着愤懑情绪的转述。于是，在一个天色阴沉的下午，他跟着赵伍长和两个机警的手下，小心翼翼地在芦苇和灌木的掩护下，接近了其中一处据说还在“做生意”的渡口。

　　那地方确实隐蔽。在一大片枯黄茂密的芦苇荡深处，一条不起眼的小河汊汇入主河道，形成一片相对平静的水湾。几条看起来还算结实的平底渡船，用粗麻绳拴在岸边几根打入淤泥的木桩上，随着水波轻轻摇晃。船身满是泥污，显得很旧，但结构完整。岸边有简陋的窝棚，几个穿着混杂、面色精悍的汉子抱着膀子，或蹲或站，眼神像鹰隼一样扫视着周围，腰间鼓鼓囊囊，显然藏着家伙。更远处，还有一些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人，三五成群，或坐或卧在远离河岸的荒滩上，眼神空洞地望着河水，或望着那些窝棚和船只，那是和他们一样、甚至处境更糟的流民，连靠近的资格都没有。

　　所见景象，让李丰的心一点点沉下去，沉入冰窖般的寒冷，继而燃起一种无声的、却灼烧着五脏六腑的愤怒。那是一种对不公的本能反应，更是一种对整个世道法则的彻骨悲凉。

　　渡口并非完全死寂，反而有种奇特的、压抑的“繁忙”。不断有人从芦苇荡外的小路、或沿着河滩摸索过来，形形色色，但很快就在一种无形的秩序下，被区分开来。

　　优先被接待，甚至是被主动招呼、引到船边的，是那些虽面带仓皇、眼神惊惧，但衣衫尚算整齐、甚至穿着绸缎长衫或细布直裰的士人模样者，或是带着明显家眷、箱笼、甚至还有一两头驮着行李的骡马、有健仆跟随的富户。他们通常能直接与窝棚里某个看似主事、穿着体面些的船老大或豪奴头目搭上话。交涉的过程往往很快，甚至听不见多少讨价还价的声音。士人或富户会从怀里、袖中，或让仆从从箱笼里，掏出黄澄澄的金饼、白花花的银锭，或是卷成卷、色泽鲜亮的绢帛。对方验看、掂量，然后脸上便会堆起一种混杂着客气、恭敬与不易察觉的贪婪的笑容，侧身让开，挥手示意手下帮忙搬运行李，甚至小心搀扶着女眷孩童，将他们引到那几条渡船上相对干净、平稳、视野也好的位置。他们的骡马车辆，有时也能通过特制的跳板，小心翼翼地被弄上较大的渡船。整个过程，虽然也透着乱世的仓促与紧张，但隐约还保留着某种“规矩”和“体面”。这些渡河者脸上，除了逃离危险后的余悸，更有着一种隐隐的、基于身份与财富的优越与镇定，仿佛渡过这条河，便能重新踏入某种“秩序”的保护范围，重返那个他们熟悉的、有规矩可循的世界。

　　其次，是那些三五成群、结伴南逃的小商人、小作坊主，或是家乡尚有些薄产、在彻底败落前变卖了田宅、凑了一笔钱财的自耕农。他们聚在一起，脸上带着更深的焦虑和不确定。与渡口主事者的交涉要艰难得多，也公开得多。他们需要凑足一笔数目明确、往往超出他们承受能力的“过河钱”或“买路钱”，有时是串好的、沉甸甸的铜钱（尽管在乱世，铜钱的购买力已一落千丈，但仍是硬通货），有时是随身携带的、为数不多的粮食，一小袋黍米或豆子，有时甚至是用身上稍好些的衣物、一件像样的铜器或陶器来抵押。讨价还价的声音会高一些，带着哀求、争执，最终往往以渡口这边的不耐烦呵斥和流民这边的妥协告终。即便交了钱，他们也只配得到船上最拥挤、最颠簸、仅供立足的狭窄位置，随身行李被严格限制，稍大些的包裹会被勒令丢弃或“暂存”（往往意味着有去无回）。他们登船时，会被推搡、呵斥，如同驱赶牲口。

　　而像魏先生这支队伍这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除了身上几乎无法蔽体的破絮烂衫和手中充当拐杖的木棍、除了那一张张被饥饿与恐惧折磨得麻木或狰狞的脸、除了老弱妇孺眼中那点微弱的求生欲之外，几乎一无所有的底层流民，则被毫不客气地、粗暴地驱赶到远离渡船、远离窝棚、甚至远离那些稍有些资产的“次等渡河者”的荒凉河滩上。几个手持包铁木棍、腰间别着短刀的豪奴，像驱赶苍蝇一样，挥舞着棍棒，用最污秽、最刻薄的语言呵斥着：

　　“滚开！都滚远点！臭要饭的，一身烂疮瘟病，别脏了爷的码头！晦气！”

　　“看什么看？再看把你们眼珠子抠出来！滚回北边等死去！南边也是你们能去的？”

　　“身无分文，还想白坐船？做你娘的清秋大梦！滚滚滚！”

　　棍棒落在靠得稍近的流民身上、背上，发出沉闷的响声，伴随着痛苦的闷哼和压抑的哭泣。人群像受惊的羊群，惊慌后退，挤作一团，眼中最后一点微弱的光，在这粗暴的对待下，也迅速熄灭了，只剩下更深的茫然与绝望。

　　偶尔，会有某个看似小头目的船老大，或许是觉得人手不够，或许是想补充些廉价的、可以任意驱使的劳力，会用一种评估牲口般的目光，扫过流民群中某些虽然消瘦但骨架高大、眼神中还有一丝不屈或求生欲望的青壮男子。他会踱步过来，用脚尖踢踢对方，或者捏捏对方的胳膊，然后施恩般开口，声音里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与算计：

　　“想过河？嗯……瞧你小子，骨头架子还行，饿几顿还没倒。行啊，爷发发慈悲，给你条活路。过来，在这儿按个手印，画个押，跟爷走。到了南边，给老爷我开荒、种地、扛活，干满三年，管饭，没工钱，抵你的船资！干，现在就能上船；不干，就给老子滚蛋，在这儿等死吧！”

　　这几乎是与卖身为奴无异，甚至更为苛刻。所谓的“管饭”能管到什么程度？所谓的“三年”之后是否真能自由？都是未知数。但即便如此，这样的“机会”也极其稀少，而且往往伴随着更深的羞辱和不确定性。更多的船老大，连看都懒得看这些赤贫的流民一眼。

　　更令人齿冷的是，一些豪奴或船工不怀好意的目光，会像毒蛇的信子一样，在流民中那些虽然憔悴不堪、蓬头垢面，但依稀能看出年轻、甚至残留几分清秀的女子身上扫过。他们会交头接耳，发出猥琐的低笑，有时甚至会直接上前拉扯，用半是诱惑半是威胁的语气说：

　　“小娘子，跟爷走吧？这河，爷能带你过去。过去了，自有你的好去处，有饭吃，有衣穿，不比在这儿饿死强？”

　　女子们的反应各不相同，有的惊恐躲闪，紧紧抱住身边同样瘦弱的孩子或老人；有的茫然无措，眼中一片死灰；也有的，在极度的饥饿和对“生”的渴望驱使下，眼神会出现动摇，但随即又被更深的恐惧和羞耻淹没。这些场景，如同一把把钝刀，反复切割着旁观者李丰的神经。

　　他们这些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流民，连上前询问、接受这屈辱而不确定的“条件”的资格，都微乎其微。大多数时候，只能像蝼蚁一样，蜷缩在冰冷的荒滩上，眼睁睁看着那有限的几条渡船，载着那些“上等人”和他们的财物，在船工有气无力或故作响亮的号子声中，缓缓离岸，驶向对岸那片朦胧的、代表着“生”的土地。船只越来越小，最终变成模糊的黑点，留下他们在北岸的朔风、尘土和无边的绝望中，咀嚼着刻骨的无力、不公与愤怒。那浑浊的河水，似乎也成了这世间一切不公的象征，冷漠地横亘在那里，隔绝着天堂与地狱。

　　赵伍长尽可能用平实的语言描述，但其中蕴含的信息，已足够让临时营地里的气氛，从连日来的低迷，瞬间降到了冰点以下，几乎凝固。希望那点本就微弱的火苗，被这盆来自现实的、冰冷刺骨还夹杂着冰碴的脏水，彻底浇灭，连一丝烟都不剩。绝望，如同有形质的、粘稠的黑色液体，从每个人的眼睛里、从每一个毛孔里渗出来，弥漫在破败村落那充斥着灰尘、霉味和体味的空气里。

　　长时间的沉默。只有寒风穿过断墙残垣的呜咽，篝火燃烧湿柴时发出的、令人烦躁的噼啪声，以及某个角落里婴儿有气无力的、猫叫般的啼哭。

　　终于，一位须发皆白、一路上靠着顽强的求生意志和族人偶尔的搀扶才坚持到这里的老人，用枯瘦如柴、布满老年斑的手，颤巍巍地指着村外淮水的方向，嘴唇哆嗦了半天，才发出一声嘶哑得如同破风箱般的哀叹：

　　“难道……难道老天爷真的不给我们这些人……留一点活路吗？就因为我们穷，没田没地没银钱，就连……就连逃难、求一条生路的资格……都没有了吗？”

　　浑浊的老泪，顺着他脸上刀刻斧凿般的深深皱纹蜿蜒而下，滴落在身前冰冷的土地上，瞬间被干涸的泥土吸收，了无痕迹。那眼泪里，是信仰崩塌后的茫然，是对这世道不公最朴素、也最无力的诘问。

　　“那些有钱的，有势的，就能太太平平、顺顺当当地过河……”一个怀里抱着个瘦小婴孩的妇人，蜷缩在背风的墙角。孩子因为寒冷和饥饿，断断续续地啼哭着，声音微弱。妇人一边徒劳地拍哄着，一边抬起头，脸上是一种混合了巨大悲愤与更深麻木的神情，声音凄楚，像是在问别人，又像是在问自己，更像是在问那沉默的老天，“我们……我们这些穷苦人，没偷没抢，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就是想寻一条活路，能让老人孩子有个地方喘口气，有条命在……怎么就这么难？怎么就……这么难啊！”

　　她的声音并不高，却像钝刀子，一下下割在每个人心上。周围响起低低的、压抑的啜泣声，几个同样抱着孩子的妇人，将脸埋在孩子单薄的衣襟里，肩膀无声地耸动。

　　“直娘贼！这是什么狗屁世道！连逃命都要分个三六九等！”赵伍长再也按捺不住胸中那团几乎要炸开的怒火与憋闷，额头上青筋暴起，牙齿咬得咯咯作响，猛地一拳，狠狠砸在旁边那堵本就摇摇欲坠的半截土墙上！

　　“砰”的一声闷响，夯土簌簌落下，墙上出现一个浅坑。赵伍长的手背瞬间擦破了皮，渗出血珠，他却浑然不觉，胸膛剧烈起伏，像一头被困在笼中的受伤猛兽，双眼赤红，环视着周围一张张或麻木、或悲戚、或同样愤怒的面孔，仿佛想从他们那里找到答案，找到发泄的出口。但最终，他只能从牙缝里挤出几声粗重的、充满了无力感的喘息，那蓄满了力道的拳头，颓然垂下。他能一拳砸倒一个凶悍的胡骑，能带着弟兄们杀出重围，可面对这堵由金钱、权势、以及冷酷人心构筑的无形高墙，他那身蛮力和悍勇，显得如此可笑，如此微不足道。满腔的怒火无处发泄，最终只化为一声沉重、痛苦、仿佛从肺腑最深处挤压出来的闷哼。

　　魏先生始终沉默地听着。他靠坐在那里，仿佛一尊风化严重的石像，脸色在篝火跳动的光影中显得更加灰暗，眼角、嘴角那些深刻的皱纹，如同被刀斧凿刻出来，记录着无尽的忧患与风霜。他何尝不知这其中血淋淋的不公？他读过的圣贤书，他半生宦海沉浮的见闻，早已将这世道的许多规则看得透彻。只是当这规则以如此赤裸、如此残酷的方式，施加在自己和这群相依为命的可怜人身上时，那种切肤之痛，依旧尖锐得让人窒息。

　　这崩坏的世道，旧有的纲常伦理、法度秩序早已荡然无存，被胡人的铁蹄、被野心家的混战、被无休止的动乱践踏得粉碎。剩下并主导一切的，只有最原始、最赤裸的强权逻辑和最冷酷的利益算计。淮水南岸的那些势力，无论是名义上还挂着晋朝旗帜的地方官吏，还是实际掌控一方、墙高垒深的豪强坞堡主，他们不惜人力物力摧毁渡口、封锁河道，构筑的，绝不仅仅是地理上的防线。那更是一道基于阶级、财富、身份和“有用与否”的冰冷筛选壁垒。他们要用这道壁垒，将北方的战火、混乱，以及他们眼中“低贱”、“无序”、“可能带来麻烦”的流民潮，尽可能地阻挡在外。至于被挡在北岸的这些“蝼蚁”是死是活，无人关心。他们这些挣扎在社会最底层、失去家园田产、失去宗族依靠、失去一切的流民，在这套筛选机制下，是被刻意排斥、清除的“隐患”与“多余的负担”。

　　当营地中的悲愤、绝望、压抑的低泣和赵伍长那无处发泄的怒骂声渐渐低沉下去，化为更深的死寂时，李丰默然退到了人群边缘，一处相对背风的断墙后。他需要一点空间，来消化眼前所见、心中所感，那几乎要将他淹没的、冰冷刺骨的现实。

　　他蹲下身，下意识地开始清点、整理队伍那点可怜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所谓的“资产”——几把从胡人溃兵或土匪尸体上捡来的、早已卷刃缺口、勉强磨过几次的环首刀和短矛；小半袋混杂着沙土、珍贵无比却不敢轻易动用的粗盐；几块打火石，一些用来引火的、珍藏的干燥绒草；几捆或许能用来换取少量食物的、相对完整的破烂皮毛或布片；以及众人随身携带的、五花八门的、充当容器或工具的破陶罐、木碗、石斧等。每一样，他都仔细查看，登记在那块随身携带的木牍上。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是他们这支队伍全部的家当，是赖以维系生存的最后资本。

　　他的动作机械而专注，仿佛唯有通过这种具体、琐碎、甚至有些徒劳的劳作，才能勉强压制住内心深处那翻腾不息的情绪巨浪。然而，他的思绪，却早已飞到了刚才那个隐蔽的渡口，飞到了那些截然不同的渡河者脸上，飞到了豪奴们那轻蔑而凶狠的眼神上。

　　心中充满了冰冷的讽刺，与一种洞彻世情后、近乎虚无的悲凉。

　　这小小的、肮脏的、充斥着呵斥与交易的渡口景象，与他记忆深处，洛阳陷落前夜，那些高门甲第、朱紫公卿、世家大族的车驾，在家兵部曲的严密护卫下，携带无数细软箱笼，仓皇拥挤着冲出城门、向南奔逃的场景，何其相似！不，本质上并无不同。即便是在国破家亡、天下糜烂、所有人都被迫踏上逃亡之路的浩劫中，原有的社会阶层、资源占有的巨大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天堑般的命运分野，非但没有被这共同的灾难所抹平，反而以更加尖锐、更加赤裸、更加不容置疑的方式凸显出来，残酷得令人心寒。

　　在洛阳，是朱门甲第与蓬门小户的区别；在这淮水渡口，是能掏出金银绢帛的“体面人”与一无所有的“臭要饭的”的区别。规则变了，但制定规则、享受规则红利的人，以及被规则排斥、碾压的人，其相对位置，似乎并未有根本性的改变。甚至，在这旧秩序崩坏、新秩序未立（或更野蛮）的乱世，这种分野变得更加直接，更加血淋淋，连最后一点温情脉脉的伪装都不需要了。

　　这小小的渡口，就像一面被用力擦拭过的、纤毫毕现的铜镜，无比清晰、无比残酷地映照出这个时代最真实的本质：当旧有的、相对稳定的秩序（哪怕它本身也充满不公）彻底瓦解后，呈现的并非某些天真幻想中人人平等的混沌，而是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极致化、公开化与制度化。武力、财富、血缘、名望（在渡口，财富和能证明身份的物件就是“名望”），构成了新的、更加野蛮的通行证和护身符。

　　所谓的“南渡”，对于庙堂之上的权贵、地方上的豪强、以及尚有资财积累的士人富户而言，或许是一次损失惨重、狼狈不堪的家族迁徙或战略转移，但至少，他们仍有转移的资本，有选择的余地，有过河后可能得到接纳（哪怕是被利用）的预期。而对于他们这些赤贫如洗、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底层流民来说，这“南渡”，却是一道连门槛都难以触摸的、真正的鬼门关。他们连用自身仅存的体力、尊严乃至生命去搏一个未知未来的、最卑微的“资格”与“机会”，都被那森严的壁垒、高昂的价码和冷酷的目光，剥夺殆尽。

　　他独自走到村落边缘，一处相对空旷、能望见淮水滚滚东流的土坡上。寒风更加凛冽，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生疼。他任凭风吹乱头发，吹动身上褴褛的衣衫，目光越过宽阔的、泛着黄浊浪花的河面，投向对岸。暮色渐浓，对岸的轮廓在昏暗的天光与水汽中愈发模糊，那片看似平静、蓊郁的土地，此刻在他眼中，却散发着一股无形的、冰冷的排斥力，仿佛那里盘踞着的，不是希望，而是另一张等待吞噬的、更为隐蔽的巨口。

　　他清醒地、痛苦地意识到：即便，他们倾尽所有（虽然他们几乎“无所有”可倾），甚至付出尊严扫地、卖身为奴的代价，侥幸越过了眼前这条物理上的河流，等待他们的，真的就是生路吗？淮南地界上那些星罗棋布、墙高垒深、各自为政的豪强坞堡，那些或许名义上归属琅琊王、但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官吏，会如何对待他们这支携老扶幼、一无所有、却仍保持着一定组织性和行动力的流民队伍？是视为可以吸纳、补充劳力的“流人”，还是需要警惕、防范、甚至必要时剿灭的“流寇”或“隐患”？

　　那位远在建邺、被许多南逃士人寄予厚望的琅琊王司马睿，其麾下那初建的、想必也是派系林立、焦头烂额的江东政权，又能否、又是否愿意，从所剩无几的资源中，分出哪怕一星半点，来安置、庇护他们这些卑微如草芥、数量却可能源源不绝的北来流民？还是会出于稳定江东局势、优先安抚本地大族的考虑，默许甚至明令限制、驱逐他们？

　　淮水难渡。

　　难的，绝不仅仅是那宽阔湍急、令人望而生畏的河面本身；也不仅仅是官方渡口被毁、舟楫难寻的客观困境；甚至不仅仅是这日渐凛冽、足以冻僵肢体、吞噬生命的严寒。

　　真正横亘在前的，是那条更加深邃、更加难以逾越的鸿沟——那是贫与富、贱与贵、“有产”与“无产”、流离失所者与暂得安妥者之间，由这个崩坏时代最冷酷的规则铸就的、深不见底的社会鸿沟与人心壁垒。这道壁垒，比淮水更宽，比寒冰更冷，比刀剑更锋利。

　　他们这支队伍，被困在这北岸的荒村，不仅是受困于地理天险，更深陷于这时代性的、结构性的、令人窒息的不公与绝望之中。南下之路，在亲眼目睹、亲身感受了这淮水渡口所展现的残酷现实后，在李丰心中，变得更加崎岖、漫长，且吉凶难测。那看似近在咫尺、甚至天气晴好时隐约可见树木的对岸，此刻望去，却仿佛比那早已沦于胡尘、血火交织的北地故乡，更加遥远，更加陌生，更加令人心生寒意。

　　他久久伫立，直到最后一点天光被浓重的暮色吞噬，对岸彻底融入一片黑暗之中，只有淮水那永恒的、低沉呜咽的流淌声，充斥耳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