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附周氏坞堡的日子，并未带来想象中的安稳与喘息。河谷边那片划拨的荒地，砂石混杂，开垦艰难，沉重的租税（收成之半需上缴）与定期的兵役、工役（每年固定九十日），如同套在脖颈上的双重枷锁，压得整个队伍喘不过气，日夜劳作，仅得勉强糊口。然而，至少，他们有了固定的、可以遮风避雨的简陋窝棚，不必再如惊弓之鸟般日夜奔逃，提心吊胆。李丰（时和岁丰）在完成坞堡指派给他的文书抄录、账目核算等杂役之余，因心思缜密、行事稳妥，时常被指派往返于河谷聚居点与主堡之间，办理物资交接、役期登记、乃至传递些不甚紧要的消息。这使他有了更多机会，得以窥见坞堡内部运作的些许脉络，并接触到一些偶尔往来于此的、形形色色的人物。

　　周堡主显然并非甘于偏安一隅、闭门自守的寻常土豪。为扩充实力、打探外界消息、乃至结交可能有用之人，他亦有意识地结交一些南渡而来的北方人士。但凡对方略有声名或薄艺在身，便会设法延请至堡中，待以上宾之礼，至少也是礼数周全。因此，在主堡附近，一处专为接待宾客、相对清静独立的院落里，李丰偶尔能见到一些气质与堡中寻常庄客、乃至与他们这些流民截然不同的人物——他们是南渡的北方低等士人。

　　这些士人，年纪多在三十至四十许间，面容常带风霜之色，衣着并不华丽，多是浆洗得发白的旧儒袍，头戴略显陈旧的进贤冠，但言行举止间，依旧刻意保持着士林的清雅仪态与某种程度的矜持。他们并非王导、谢鲲那般名动天下的高门名士，多是郡望不显、家道早已中落的寒素文人，或是在北地郡县中担任过曹佐、书吏一类低级僚属的官吏。国破家亡，仓皇南奔，既无显赫门第可作依凭，又无大量的奴客部曲相随护卫，处境颇为尴尬，游离于新兴的建康政权核心圈层与江东本地豪强网络之间。他们暂时投靠周堡主这类地方实力派，多半是权宜之计，借此暂得栖身之所，或希冀能通过这类豪强的人脉，获得引荐之机，以期最终能前往建康，在那一线希望的朝廷中谋求一官半职。

　　这日午后，天色阴沉，李丰因需送交一批新近勘验登记的垦田亩数册籍至主堡用印备案，恰逢两三位这样的北地士人，正被周堡主安置在那宾客院落中。他们于院中一株老槐树下设了简陋茶几，或许用的是堡主提供的些许粗茶，正在那里品茗清谈。李丰不便贸然打扰，便静候在廊庑的阴影下，等待着堡主处理完事务的空隙。院落不大，那几位士人并未刻意压低的声音，伴随着淡淡的茶香和槐叶的微响，清晰地飘入他的耳中。

　　【清谈中的悲愤：故国之思与克复之志】

　　起初，不过是些寻常的客套寒暄，以及对江东气候风物、饮食习俗的泛泛品评，言语间带着北方士人初至南地常有的那种疏离与不适感。但很快，如同百川归海，话题便不可逆转地转向了他们内心深处最关切、也最痛彻骨髓的国族大事。

　　一位面色苍白、身形瘦削、被同伴称为“荀先生”（听称呼似是颍川荀氏的远支疏属）的文士，将手中的粗陶茶碗往几上重重一顿，茶水溅出少许，他的声音因情绪激动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可恨！可叹至极！想我煌煌天晋，定鼎中原，垂三百载，如今……洛阳倾覆，怀帝蒙尘于平阳，今上（指长安陷落前被拥立的愍帝）亦……唉！神州陆沉，衣冠南渡，此乃三百年未有之奇耻大辱！吾辈读圣贤书，受国恩禄，每念及此，真是五内俱焚，汗颜无地！”言语中充满了家国沦丧的巨大悲痛与士大夫的屈辱感。

　　旁边一位年纪稍轻、姓刘（自称乃中山刘氏之后）的公子即刻接口，语气更为激昂慷慨，甚至带着几分书生意气的愤懑：“荀公所言极是！我辈既为士人，当思戮力王室，克复神州！岂能效那苟安之辈，偏安于这江左一隅，坐视胡虏铁蹄践踏我祖宗陵寝，坐视故土黎民水深火热？祖豫州（祖逖）闻鸡起舞，中流击楫，志在澄清中原，方是真豪杰、大丈夫所为！吾等虽才疏学浅，亦当以此自勉，岂可徒然悲叹，虚掷光阴？”他说话时，手指无意识地敲击桌面，眼中闪烁着一种理想主义的光芒，仿佛“克复神州”是某种可以凭借信念与决心便能达成的伟业。这种情怀，与他们这些每日只为一口饭食、一件寒衣而挣扎，早已不敢奢谈“国事”的底层流民的心境，有着天壤之别，仿佛来自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现实的焦虑：侨旧的隔阂与仕途的壁垒】

　　然而，慷慨激昂的陈词之后，话题便如同被无形的手牵引着，滑向更具体、也更令人沮丧的现实层面——南渡之后所面临的种种困境。

　　那位荀先生长长叹了口气，先前激动的神色被浓重的忧虑取代，语气变得低沉而无奈：“然则……克复之志，谈何容易啊……如今建康局面，琅琊王虽承继大统，晋位称制，然……唉，其中艰难，掣肘之多，非外人所能尽知。”

　　刘公子闻言，冷哼一声，声音中带着明显的不满与怨气，直指问题的核心：“掣肘？何止是掣肘！依我看，分明是那些江东本地的豪强士族，顾、陆、朱、张之流，自恃是地头之蛇，树大根深，对我等北来士子，表面客气，内里多有轻慢排挤！言语不通，吴侬软语，如同鸟鸣；习俗各异，他们重商贾、好奢靡，与我北人重经术、尚俭朴之风格格不入。彼等私下里，常以‘伧父’、‘伧子’相称，视我等为外来乞食之徒，在仕途升迁、资源分配上，处处设障，几无立锥之地！”

　　另一位一直沉默寡言、姓于（原在北地某下县担任过县令）的士人也忍不住开口抱怨，声音中充满了怀才不遇的苦涩与对前程的迷茫：“仕途之艰难，更是步履维艰！朝中显要之位，高门望族，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及其姻亲故旧，早已盘根错节，瓜分殆尽。似我等这般，既无煊赫家世，又无雄厚资财，更无强援可恃的寒素之士，欲在建康谋一县令、县丞乃至主簿之类的微末官职，亦需打通层层关节，耗费甚巨，还须时时看那些吴姓士人的脸色！长此以往，空有报国之志，却无进身之阶，何以在此地立足？又谈何为国效力，克复神州？”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对江东本地士族（吴姓）的抱怨、对自身仕途无望的深刻焦虑，以及对未来的茫然。

　　他们的议论，从高昂的理想渐渐跌入现实的泥沼，“戮力王室”的宏大抱负，在“言语不通”、“仕途艰难”、“备受排挤”等冰冷而坚硬的现实壁垒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他们深切地感受到自身如同无根的浮萍，既失去了北方的故土根基，又难以在南方新的权力格局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空怀满腔热血与抱负，却无处施展，这种强烈的悬浮感、失落感与无力感，几乎溢于言表。

　　【李丰的静观：云泥之判与无声的沟壑】

　　李丰静立在廊下的阴影里，如同一个沉默的幽灵，将这场发生在咫尺之遥的清谈尽收耳中。士人们言语间的悲愤与焦虑，对他而言，如同隔着一层厚重的琉璃，看得见，听得清，却感觉那情绪的温度遥远而模糊。他们忧虑的是庙堂之上的党争倾轧、是“克复神州”的经国大业、是个人仕途的进退得失；而他和他的流民同伴，每日焦灼的，则是河谷地里刚播下的种子能否发芽，是下一季沉重的租税如何凑齐，是坞堡派下的修葺城墙的苦役能否按时完成以免受罚，是今夜窝棚能否挡住即将到来的春雨。

　　他敏锐地注意到，这些士人即便身处落魄，言谈间仍不自觉地流露出士林阶层的清高与对“庶务”、“贱役”的本能疏离。他们谈及“民”时，往往是一种抽象的、需要被“安抚”、被“教化”或被“驱使”的整体概念，而非一个个如同魏先生、赵伍长、乃至他自己这样，有血有肉、有名有姓、为生存而耗尽每一分气力的具体个体。他们此刻可以在周堡主提供的院落里，就着粗茶，忧心着天下兴亡，却未必会真正低下头，去看一看堡外那些依附流民黧黑的面孔、开裂的手脚，去听一听他们夜间因饥饿和伤病发出的压抑呻吟。

　　这种鲜明至极的对比，让李丰更深刻地体会到这乱世之中，不同阶层之间那道深不见底、难以逾越的鸿沟。同样是国破家亡、背井离乡，这些士人尚有“克复神州”的宏大理想可以寄托情怀，尚有建康那个虽遥远却存在的朝廷可供期盼（哪怕希望渺茫）；而他们这些底层流民，所能紧紧抓住的，唯有眼前最实际、最残酷的生存本身。士人的风议，充满了文人的忧患意识与书斋里的牢骚；而流民的沉默，则浸透了泥土、血汗与最原始的求生欲望。

　　不知过了多久，院中的清谈声渐渐低落下去，最终化作几声无奈的叹息，消散在午后沉闷的空气里。士人们起身，整理衣冠，想必是去进行下一场或许依旧无果的干谒或等待又一次渺茫的机遇。李丰也等到了周堡主处理完事务的空隙，上前恭敬地呈上册籍，请其用印。手续办妥，他拿着盖了朱印的文书，默默退出那座象征着某种秩序和权力的主堡。

　　院外的天光依旧阴沉，河谷方向，隐约传来同伴们劳作时低沉的、富有节奏的号子声，以及锄头触及砂石土地的沉闷声响。他深吸了一口混合着泥土气息和草木清冷的空气，将方才在廊下听到的那些关乎天下兴亡、士人荣辱的议论，如同封存一件与己无关的旧物般，轻轻压回心底的最深处。然后，他迈开脚步，继续走向那片需要他倾注全部心力、精打细算才能勉强维持众人不被饿死的现实土地。北士的风议，是这幅庞大乱世图卷中一抹独特的、带着文墨香与失落感的色彩，它映照出南渡精英阶层复杂的精神世界与现实困境，但与脚下这片需要汗水和忍耐才能结出果实的泥泞土地之间，似乎始终隔着一道无形的、难以跨越的深深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