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康四年六月，酷暑初临，河内平原热浪蒸腾。此前关于加征赋税的种种传言，终究化为了冰冷的现实。郡县衙门的正式公文，如同带着倒刺的鞭子，层层下达至各乡各里，明令要求在原定田租、户调定额基础上，再加征三成，以充“边备军资”，限令秋收后一并严征。这消息如同一块烧红的烙铁，狠狠地烫在李家堡每个村民的心头，将夏收前夕最后一丝微弱的期盼，彻底灼烧殆尽。

　　里正王福从乡所带回这卷沉重的文书后，愁云瞬间笼罩了他那张本就布满沟壑的脸。他不敢耽搁，第一时间便召集了各邻的邻长，齐聚于那间阴凉却压抑的祠堂正厅议事。李丰作为新任的邻长，亦位列其中。这是他第一次以这帝国最基层管理者的身份，直面来自上层那不容置疑的政令压力。

　　祠堂内，空气凝重得仿佛能拧出水来。王福将公文内容逐字逐句地宣读了一遍，声音干涩而沉重。念罢，他抬起头，目光扫过眼前几位大多已鬓发斑白、或面露苦色、或沉默不语的邻长，最终落在年轻的李丰身上，长长地叹了口气，语气中充满了无力感：“各位老哥，还有丰儿……你们都亲耳听到了。上头铁令如山，加征三成，秋后即缴，绝无通融余地。咱们……咱们这些跑腿的，除了硬着头皮往下传达，督促各户早做打算，还能有什么法子？里正、邻长，担着干系呐！催征不力，延误了期限，上头怪罪下来，板子可是要实实在在打下来的。”

　　【催缴的艰难：面对乡亲的困苦】

　　李丰领了这烫手的山芋，心情如同坠着铅块，步履沉重地回到了自己管辖的那五户人家所在的区域。他负责的五户，除了自家，还有虽已投献张家但户籍仍在的赵老三家、家境贫寒劳力单薄的孙老五家、因儿子周铭仕途绝望而家境日益窘迫的周木匠家，以及一户租种别家田地、为人老实的钱姓佃农。

　　他挨家挨户地上门，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平和，将加征的噩耗告知各位户主。然而，迎接他的，几乎是无一例外的绝望叹息、瞬间失去血色的面容，以及难以抑制的激动质问。

　　在孙老五家那间低矮昏暗的土坯房里，孙老五的妻子一听完，眼泪就扑簌簌地落了下来，声音带着哭腔：“丰哥儿，你可是咱看着长大的，最清楚俺家光景！去年缴完租调，瓮里的米就得数着粒儿下锅，差点没饿死老人孩子！今年天旱，麦子长得稀稀拉拉，收成眼看就不如去年，这再加三成税……这……这不是明摆着要俺全家人的命吗？”孙老五则一直蹲在灶膛边的阴影里，双手死死抱着脑袋，脊背佝偻得像一张拉满的弓，那沉默的背影里，浸透了无声的绝望。

　　在周木匠家飘散着木头清香的院子里，周铭听完李丰的传达，脸上浮现出一种近乎刻薄的冷笑，眼神里是看透世事的讥诮与悲凉：“加征？呵呵，果然不出所料。庙堂之上衮衮诸公，但有所需，便来榨取升斗小民。丰邻长，劳烦你回禀里正，我家如今连正额的户调都快凑不齐了，这额外的加征，拿什么去交？莫非是要将我父亲谋生的斧凿锯刨，都拿去抵了这皇粮国税不成？”

　　就连一向对李丰还算客气、为人老实的钱佃户，听到消息后，也顿时愁眉紧锁，搓着一双布满老茧的大手，为难道：“李邻长，您是明白人……俺租种东家那几亩地，田租本就压得人直不起腰，这朝廷再加税，东家肯定要把负担转嫁到俺头上……唉，这地，明年还能不能继续种下去，都两说了……”

　　面对这一户户人家实实在在、触手可及的困苦，李丰感到自己任何来自官府的、格式化的安慰与劝解，都显得如此苍白、虚伪，甚至残忍。他只能硬着头皮，重复着王福那里听来的、连自己都无法说服的话：“王里正再三交代，这是朝廷的严令，关乎边境安危，实在是……躲不过的。大家……大家尽量再想想办法，夏收后多留些种子，平日里……平日里再节省些……”话音未落，他自己先心虚地移开了目光。农民的“节省”，早已到了刮骨吸髓的境地，哪里还有余地？

　　【豪强的傲慢：制度的无奈】

　　最让李丰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力与愤懑的，是处理赵老三家的情况。赵老三一家名义上已投献张家，其赋役理论上应由张家统筹或享有部分减免。但当李丰前去登记他家新添丁口，并告知加征事宜时，赵老三却眼神闪烁，言辞支吾，反复强调这事关重大，必须请示过张管家方能定夺。

　　李丰只得转身，走向村西那座青砖高墙的张家大院。在气派的门楼前，他等候良久，才见到管家张福慢悠悠地踱了出来。张福听完李丰的来意，脸上堆起那种惯有的、皮笑肉不笑的表情，语气带着居高临下的揶揄：“哟，李邻长新官上任，果然是三把火，勤快得很呐！不过嘛……”他拖长了语调，“赵老三一家，如今白纸黑字，是我张家的佃客，他们的租调之事，自然由我们张家向官府统一处置，就不劳邻长大人费心催促了。至于这加征嘛……呵呵，朝廷的法度，我们自然是懂的，该缴纳的，一文钱也不会短少。不过，这缴纳的章程、时机，我们自有安排，不消邻长挂怀。”

　　这番话绵里藏针，既明确划清了界限，指出赵老三已非李丰能直接管辖的普通编户，又隐晦地暗示张家自有其门路和手段应对官府，甚至可能利用特权进行某种程度的规避或转嫁。李丰心中雪亮，在这套看似公平的制度下，像张家这样的地方豪强，总有办法在规则的缝隙中游刃有余，最大限度地减轻自身负担，而最终那最沉重的压力，毫无意外地会落在那些没有靠山、无处可逃的自耕农和贫苦佃户肩上。他这刚刚获得的、微末的邻长权威，在真正的权势和资源面前，显得如此脆弱，不堪一击。

　　【统计的困惑：黄籍与白籍】

　　除了催征这最棘手的任务，里正王福还交给了各位邻长另一项看似简单、实则微妙的工作：协助重新核对并上报辖区内户籍情况，重点在于厘清“黄籍”（正式编户齐民）与“白籍”（流民、依附人口等临时或隐匿登记）的准确数目。王福含糊地透露，上头对户口数字不实、赋税流失的情况大为光火，要求严查，以便……更“有效”地征发赋役。

　　李丰在着手核对时，立刻感到了其中的复杂与矛盾。像赵老三家，实际生活和经济上已完全依附张家，但其户籍在官方册簿上，却仍赫然列在“黄籍”之中，并未按实际情况注销或变更。他隐约感到，村里可能还存在其他类似情况，或有流民隐匿于豪强庄园之内。王福私下里也曾叹气，直言此事棘手：真要认真清查，势必触及豪强势力的利益，引来麻烦；若敷衍了事，又无法向上交代。李丰深刻地意识到，这小小的户籍册本身，就充满了模糊、矛盾与妥协，它是国家控制力与地方宗族、豪强势力之间持续博弈的缩影。他只能小心翼翼地在这夹缝中做着记录，字斟句酌，唯恐一笔不慎，便触怒了某一方，给自己和乡邻带来无妄之灾。

　　【内心的挣扎：双重身份的撕裂】

　　夜幕降临，李丰拖着仿佛灌了铅的双腿，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中。白日的种种经历，如同走马灯般在他脑海中回放，让他身心俱疲。作为被任命的“邻长”，他肩负着完成上级政令的职责，王福那里传递下来的压力、可能因办事不力而招致的责罚，都沉甸甸地压在他年轻的肩膀上。但作为“李丰”，作为这片土地上生长、与这些乡邻血脉相连的一员，他深切地理解并感受着他们的艰难与绝望，从心底里同情他们的遭遇，甚至对这不公的加征政策本身，充满了难以言说的愤慨与质疑。

　　这种双重身份带来的撕裂感，让他痛苦不堪。他无法像某些积年的胥吏那样，对百姓的苦难麻木不仁，甚至将其视为捞取好处的机会；他也无法像那些热血冲动的年轻人一般，鼓动大家硬抗官府，那只会将乡邻推向更悲惨的境地。他只能被困在这狭小的夹缝之中，尽力履行着传达的职责，同时以尽可能温和的方式去催促，并试图在自己微乎其微的权限范围内，比如在安排巡夜、派发临时性差役时，对那些尤其困难的家庭略作倾斜，希望能稍稍缓解他们一丝半点的痛苦。然而，这一切，在庞大的赋税压力面前，不过是杯水车薪，徒劳得令人心酸。

　　李守耕看到儿子眉头紧锁、食不甘味的模样，默默叹了口气，伸出粗糙的大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声音沙哑地劝慰道：“当了这个差，才知道官身不自由，才知道锅是铁打的。两头受气，里外不是人，这是免不了的。但求个心放正，做事公道，问心无愧吧。”

　　【章节结尾：沉默的基石】

　　夏夜深沉，虫鸣蛙鼓依旧，但此刻传入李丰耳中，却只觉得格外聒噪烦闷。他独自坐在清冷的院子里，仰望着星空，第一次如此真切而深刻地体会到，史书上寥寥几笔带过的所谓“太平盛世”，其看似稳固的基石，正是由无数个像他这样微不足道的底层小吏，以及亿万像孙老五、周铭这样的普通农户，在制度的夹缝与生活的重压下，默默承受着来自上下两方的挤压，以其坚韧乃至麻木，艰难维系着的。

　　这基石，此刻正在日益加重的赋税压迫下，发出细微却清晰的、不堪重负的呻吟。他这艘刚刚启航、驶入帝国治理体系最末梢河流的新舟，还未及熟悉水性，便已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惊涛骇浪与暗流漩涡。太康四年的这个夏天，对于李丰而言，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农耕时序，而是他步入复杂现实、亲身体验这时代治理困境与人性挣扎的起始。前方的路途，注定遍布荆棘，晦暗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