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波离开温州前，闫格交给他一个档案袋，说是表姐张玉兰在BJ做生意要用的，麻烦他转交。

　　范波在BJ上学的三年，基本没有来过南城，他只是知道大红门好像是做服装生意的。其实首都经贸大学的本部在丰台花乡，距离大红门只有10公里，只不过范波的研究生一直在红庙校区，红庙校区的前身是BJ经济学院，1995年，BJ经济学院和BJ财贸学院合并成首经贸，本部设在花乡，但范波从来都没去过那里。

　　范波回BJ之后，抽空到了大红门。

　　大红门“浙江村”的缘起，官方的说法是：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在人类学家项飙的考察中，“浙江村”更富有传奇色彩。他在花6年时间走访写成的《跨越边界的社区》一书提到，“一位在包头经营服装的浙江商人，在回老家途中经过BJ，意外发现原本的“积压货”非常好卖，于是留了下来”。1983年，已经有浙江商人开始在BJ南城一带经营布料、服装生意。

　　正规的服装批发市场1994年才出现。那一年，大红门商圈的京温大厦建成使用，“京”、“温”两字分别代表着BJ和温州。上万服装加工户搬进这里，找到了固定的经销场地。

　　张玉兰一家也就是在那股潮流中落到了大红门。1994年10月，她在京温大厦一楼租下一个十平米左右的档口卖女装。

　　涌入大红门地区的外地人呈现爆发式的增长，1994年，BJ丰台大红门地区的外来人口已经达到10万人，而本地的北京人只有1.4万人。京温已经容不下太多商户，大红门服装商贸城、新世纪、天雅、福成等20多个大型服装批发市场相继建成使用。90年代中期，BJ南中轴路形成了一条2公里长的服装商业街。如今当地人说起大红门，并不仅指大红门商贸城，而是指代这一整个片区。大红门供应链随即也建立起来，在服装城后面，停靠着一排排等待装货的运输大货车，将批发的服装运往内蒙古、东北等地。每天，这条路上，车辆拥堵，运货的人密密麻麻。大红门也由此成为北方流行服饰风潮的发源地。

　　范波费了半天劲才找到张玉兰的档口，把档案袋转交给她，张玉兰还特意送给范波一件毛背心表示感谢。

　　范波前脚刚跟张玉兰分开，便有另外一伙人找到她，是池子带着宋慈和娟子，他们按照四叔的吩咐，来大红门看档口，经人介绍找到张玉兰。

　　张玉兰一家的生意在大红门是逐渐壮大的。

　　起初马村里十个人生产线的小作坊，有了大红门地区档口销货，逐渐拓展成为一百来号工人的服装加工厂。兄弟姐妹根据擅长事务分工，张玉兰负责服装销售，她的姐姐和弟弟管理工厂。1996年，张玉兰和一个同乡的人结婚，夫妻二人共同经营档口。做生意是苦活、累活，一款时尚爆款衣服出来，靠得是好眼光；什么人要什么货，也要马上找出来，推销，要有说服力，懂得察言观色。

　　张玉兰怀老二的时候，孩子才三个月，她就断了奶，将孩子托给温州老家的婆婆照顾。一年回去两次和孩子团聚。日子虽苦，但有盼头，那会张玉兰的档口，一件衣服的利润有8块、10块，一天的流水能有两万，多的到三万。1998年她就在BJ买了一套房，后来又在大红门买下两个档口，用来出租给其他买卖人。

　　相比较动物园批发市场，宋慈和娟子更喜欢大红门一点，因为这里距离她们住的刘家窑更近一些，而四叔和池子则是有另外的考虑。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大红门浙江村里的帮派势力猖獗，打架斗殴时有发生，女人们害怕晚上独自出门上厕所，因为村子里有许多流氓。而这正是四叔选重大红门的一个重要原因，人员密集、闹闹哄哄，一旦有事、便于隐蔽。

　　范波从大红门回到公司，便看到魏学习从日本发回的传真，传真上有吴知本的圈批——“请喜定牵头，组织投资部研究方案。”

　　魏学习的传真内容主要阐述了两层意见，一是建议申办工作组研究BJ第一次申奥经验，吸取教训；二是建议国奥董事会研究配合中国奥委会做好申办工作，重点围绕国际公关展开。

　　按照陈师胡的安排，范波很快完成了第一项工作，并进一步加深了对申奥工作的理解和认知，他觉得，中国办奥运，是重回国际大家庭的必要行动。

　　跟范波一样，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对奥运的记忆，始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

　　据当时的新闻报道，邓公也和老百姓一样，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将我国的第一枚奥运金牌挂到许海峰胸前时，他深有感触地对其他几位领导人说：“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影响太大了，是一个国家经济、文明的表现。它鼓舞了这么多人，吸引了这么多观众、听众，要把体育搞起来。”

　　于是，BJ在1990年成功举办了亚运会，在范波看来，中国办亚运，像一次主权宣誓，向全亚洲乃至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和阶段性成果。据传，邓公在视察筹办工作时，曾经指示国家体委和BJ市的领导，“我这次来看亚运村，就是来看看到底是中国的月亮圆，还是外国的月亮圆。看来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比外国的圆。现在有些年轻人总以为外国的月亮圆，对他们要进行教育。”

　　1990年9月，范波完成中考，背上行囊，以山东DY市河口区第二中学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市重点胜利油田第一中学；当年10月7日，在北京亚运会的闭幕式上，观众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亚运成功，众盼奥运！”这是中国人的心声！

　　1993年9月，范波高考，拖着行囊，从黄河入海口的小镇到了省城济南，入读山东经济学院；他并不知道，9月24日，国际奥委会第101次会议在蒙特卡洛举行，投票表决2000年第27届奥运会花落谁家。在最后一轮投票中，悉尼得到45票，BJ得到43票，最终以2票之差遗憾落败；自那时起，范波的命运冥冥中，似乎和BJ的申奥联系在了一起。

　　魏学习所强调的国际公关，也是对BJ第一次申奥失利的反思。1999年“盐湖城丑闻”爆发，BJ兵败蒙特卡洛的真相被牵涉出来：93年投票前夜，澳大利亚奥委会主席向肯尼亚和乌干达代表提供了三万五千美元，“帮助他们发展体育运动”，并以此撬动了这两张原本属于中国的“铁票”。所以，在魏学习看来，BJ第二次申奥切不可掉以轻心，必须反复推算每一张选票，这就需要中国奥委会组织专门的国际公关工作组，精准分析竞争形势，与相关国家奥委会密切沟通，尽可能团结更多的国家。

　　经过多方面的评估分析，郑喜定召集陈师胡、范波研究讨论后，一致向吴知本及董事会建议：国奥公司可以向中国奥委会提供一定的国际公关经费保障，一方面是支持北京申奥；一方面是回馈中国奥委会对奥房项目的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