曙色照肝胆，丹心映法源——谭嗣同相关影像与《走向共和》《BJ法源寺》综合观后感/念思树人思念树人康树人

　　《走向共和》片头曲《曙色》的悲壮旋律响起，“一代代仁人志士，救国救民上下求索”的歌词，恰与李敖《BJ法源寺》中谭嗣同的身影重叠。从纪录片《我们的谭嗣同》里“芬芳悱恻而勇猛精进”的侠士学人，到影视剧中直面沉疴的改革先锋，再到文学作品中以生命践行理想的志士，这位33岁的维新先驱，用热血在晚清的黑暗里劈开曙光，其精神与“忧国忧民一身浩然正气，爱国爱民一种人格真谛”的信念相融，跨越百年依旧震撼人心。

　　谭嗣同的觉醒，是对两千年封建桎梏的彻底决裂。他在《仁学》中振聋发聩：“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一语道破专制体制与伪善儒学的共生本质——历代“大盗”借“乡愿”之学粉饰统治，让孔孟为商鞅李斯之流背了两千年黑锅。这份清醒认知，在《BJ法源寺》的文字中更显深刻：李敖以寺庙为精神地标，追溯谭嗣同从求学、觉醒到殉道的历程，让“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的决绝，成为穿透历史的精神宣言。身为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谭继洵之子，这位名副其实的“官二代”本可安享富贵，却选择以《儿缆船》中“惶惶舟中人，生死在儿手”的隐喻自况——十岁孩童曳缆救舟、掌骨外露仍不肯松手，恰是他在戊戌政变中拒绝出逃、以血肉为新政火种铺路的写照，践行了“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的誓言。

　　影像与文学中的谭嗣同，兼具刚猛担当与柔软慈悲。他直言“中国的男人没有绅士风度，可我们有的是烈士的情怀，义士的胸襟，勇士的胆略”，这份傲骨让他在刑场上从容赴死；而对润格儿“愿大清国的女子皆有风吹过花朵般的笑容”的期许，又显露出铁骨之下的柔情，恰是《仁学》中男女平等、民权至上理念的生动流露。然而，这份赤诚却遭遇最冰冷的现实：被捕后，同为维新派支持者的张之洞尚且为之奔走斡旋，身为生父的谭继洵却始终坐视不理、未施援手。待谭嗣同遇害后，谭继洵为儿子题写的挽联更显复杂心境：“谣风遍万国九州，无非是骂；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寥寥数语，道尽当时舆论的苛责与自身的隐忍，也为这段父子情添上了一层历史的唏嘘。更令人心寒的是，新政同伴中，张荫桓因是李鸿章助手且有外国列强干预而流放XJ，徐致靖借父亲与李鸿章的“同学”关系，经荣禄出面说情被判“监斩候”，唯有谭嗣同与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五位志士直面屠刀。而刑场之下，更有愚昧群氓蘸其鲜血、拍手叫好，恰似《狗镇》中麻木的村民，印证了黑泽明《七武士》中精神精英所要面对的庸众不解与防范，这份孤独与悲壮，在《BJ法源寺》的叙事中更添厚重——法源寺的古柏见证了他的决绝，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迷茫，让“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英雄气概，多了层对人性与制度的深刻叩问。

　　我在梦中与鲁迅先生论道、与戊戌六君子对望的瞬间，恰是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这份共鸣，在《一轮明月》中马一浮与弘一法师（李叔同）的对话里愈发清晰——二位大师谈及“以儒济世，以道修身，以佛治心”的通达智慧，更点出谭嗣同从《华严经》中悟出人天之奥，其忧愤中国积贫积弱的忧民之情，正是爱国之心的真挚流露。弘一法师央视电视剧中亦言：“谭嗣同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其实这就是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的真言，谭嗣同先生正是以此为变法图存、献身真理。”这份“无我”的担当，恰是救国救民的核心要义——舍己度人、以己度人、推己及人，方能拥有胸怀天下的博大格局与宏大气量。

　　正如《天道》中王志文饰演的丁元英所言，生存法则不过是“忍人所不忍，能人所不能”，而谭嗣同的“忍”，是忍常人所不能忍的孤独与牺牲，“能”，是能常人所不能及的觉醒与担当，这便是他为理想开拓的生存空间。《天道》中更深刻揭示：“强者战胜弱者，这本就是天道，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而谭嗣同以一己之力撼动腐朽体制，正是强势文化的生动践行；他“别把自己太当人，别把别人不当人”的悲悯与清醒，更显人格高度。弘一法师亦曾倡导“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与谭嗣同的精神一脉相承，皆是将信仰与家国大义融为一体。《恰同学少年》中，汤芗铭与杨昌济先生也曾论及处世之道：“一曰忍耐，二曰施舍”，这份通透与坚守，亦是对仁人志士精神内核的生动诠释。

　　谭嗣同的抗争，更映照出对“奴性”的深刻批判。超兽武装这部哲理动漫中曾犀利发问：“这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遵循着别人的意思而活，你以为解开奴隶身上的枷锁，他们心里的枷锁能解开吗？他们也许能夺走我们的生命，但是他们夺不走我们的尊严和自由。”这与鲁迅先生对萧红《生死场》的评价一脉相承——小说中底层民众在苦难中麻木沉沦的“奴隶性”，恰是鲁迅先生毕生想要唤醒的国民劣根性，他呐喊“要造反”，正是希望打破这种精神桎梏。而《觉醒年代》中的李大钊、陈独秀先生，亦继承了这份精神火种，他们“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真理、为家国、为百姓奋力拼搏，李大钊先生“铁肩担道义”的家国情怀与人文关怀，与谭嗣同的热血担当一脉相承。鲁迅先生作为“民族魂”、世界十大文豪之一，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姿态，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根基；臧克家那句耳熟能详的诗句“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去，有的人死了却永远活着”，正是对谭嗣同、鲁迅等先驱精神不朽的最佳注解。

　　文学艺术与音乐，更让这份精神共鸣穿越时空。华语音乐教父罗大佑在歌曲中唱道：“有人因为失去了生命而得到了不灭的永恒，有人因为生存而出卖了他们可贵的灵魂，心中深处的天平上，你的欲望与真理在斗争”，恰是对谭嗣同这类舍生取义者的赞歌。以“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的叹息？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的叩问，映照出近代中国的迷茫与求索，与《走向共和》中“走过长夜，走过坎坷，走进曙色”的旋律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

　　这些救亡图存的先驱，早已挣脱物质生活的桎梏，抵达“灵魂生活”的至高境界。谭嗣同受大乘佛教“渡人”思想影响，将“舍生取义”刻进灵魂——他看淡个人生死，放下儿女情长，以“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的觉悟，践行着“念佛不忘救国救民”的担当。这与“利国利民一心家国情怀，念国念民一种人文关怀”的信念相通，也契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仁人精神，更是对“人生三层楼”最高境界的生动诠释：真正的灵魂生活，不是遁世修行的淡然，而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济世情怀，是忧国忧民的浩然正气。

　　文学艺术的真谛，在于“反映人性的真善美，表达家国情怀与人文关怀”，谭嗣同的生命与文字，以及《走向共和》《BJ法源寺》《一轮明月》《觉醒年代》等作品的创作，正是这一真谛的最佳注脚。李敖以法源寺为载体，将历史、宗教、哲学融入叙事；影视剧中的大师对话与人物群像，让谭嗣同的牺牲不再是单纯的历史事件，而是对“救国救民一心一意写书，为国为民勇于担当作为”的文人担当的极致诠释；而《走向共和》所展现的近代中国求索之路，恰是无数个“谭嗣同”前赴后继的结果——他们用“一身浩然正气”与“一种人格真谛”，推动着国家从黑暗走向曙色。

　　如今，《曙色》的旋律依旧回荡，“走过长夜，走过坎坷，走进曙色”的歌词，既是对近代中国求索之路的写照，也是对谭嗣同精神的传承。这位志士用生命证明：“生命最真的价值，不在物质的丰盈，而在灵魂的不朽；人生最高的境界，不在独善其身的淡然，而在兼济天下的赤诚。”而我们作为新时代青年，当传承这份“忧国忧民一身浩然正气，爱国爱民一种人格真谛”，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民族之兴旺而学习”的信念，践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打破精神桎梏，传承强势文化，让中华文化艺术屹立于世界之巅，让谭嗣同等先驱所追求的“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的理想，在新时代绽放更绚丽的光彩。

　　***同志曾对中青年寄予殷切期望，他坦言：“要做完人、圣人，难啦！但是，做真人、好人、善人、正直的人，是可以由自己当家作主的。”谭嗣同以生命践行的，正是这份“真人”的赤诚与“正直人”的担当——不为虚名所缚，不为私利所惑，只为家国大义一往无前。这份精神穿越百年，依旧是激励我们前行的灯塔，指引着每一个心怀家国的人，在时代的征程中坚守本心、勇担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