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百川听着二位前辈辩论，心里琢磨着先锋小说的东西。

　　他读过的先锋小说有两种。

　　要么像余华的《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充满了暴力、血腥的元素，读着心里很不舒服，直犯恶心；

　　要么就像孙甘露的《我是少年酒坛子》，完全读不懂，让人摸不着头脑。

　　他那篇《雾镇》有点偏向第二种，虽然套着知青故事的壳子，但那些五花八门的写法实验才是重头戏，有点舍本逐末的意思，也把阅读门槛给抬高了。

　　虽然中国文学的确需要实验，得打破陈规，但写出来的东西让人看不懂或读不下去，总归是可惜的。

　　想到这里，他又想起简绍华在火车上对《红花椒》的评价，用的也是“可惜”这俩字。

　　西方现代派的不少作品，其实都是可以看得懂的，晦涩≠现代。

　　比如，读完《变形记》，能深切感受到那种在社会里孤立无援的绝望；

　　看完话剧《等待戈多》，看着演员整场都在等一个永远不会来的人，那种浓浓的虚无感，就像涨潮一样从心底漫上来了。

　　要是像李沱那样，到90年代才察觉先锋文学存在的问题，就等于白白浪费了不少时间。

　　除了拒绝读者、缺乏意义外，先锋文学搞的那套东西本身也存在问题。

　　在学术界，中国的现代派文学其实被称为“拟现代派”，也就是“假现代派”。

　　简单来讲，当时那批人想玩西方现代主义那一套，可实际上没抓到关键。

　　大家第一次接触西方的现代文学，觉得特别新鲜，就赶紧模仿。

　　但骨子里讲的还是中国的现实问题，像70年代后人们的迷茫、年轻人对传统的反抗，等等，并非真正在探讨现代主义里那些深层的哲学问题。

　　而且受当时的环境限制，他们不敢彻底放开手脚去写，很多表达都是表面创新，实际妥协。

　　比如，形式上看着挺新潮，却没触及现代主义的“批判社会、质疑人性”的核心，更没写出契合中华民族性格和中国现代社会特点的内容。

　　就好比抄作业只抄了格式，压根没搞懂题目的意思，也没法迁移到其他题目上。

　　所以才叫“拟现代派”，说白了，就是看着像那么回事，内核却不是真正的现代主义。

　　杨百川作为穿越者，最拿手的就是弥补遗憾，那他为什么不现在就留意到先锋小说的问题，及时避开弯路，进而促成一个成熟的文学流派呢？

　　他心里慢慢升起个念头，开口道：“二位前辈，我能说两句吗。”

　　李沱早已争得脖子通红，站在窗边，对着窗外闷闷地抽烟。

　　王濛冲他点了下头。

　　杨百川接着说：“卡夫卡、波德莱尔他们那么写，写人的精神困境，写家庭矛盾，那是因为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西方人就是那么个状态。

　　但咱们去写，就不能照搬这些，因为咱们社会里可能还不存在这些问题，就算有，也跟西方不完全一样。

　　我在想，为什么不从中国的社会实际出发，搞出属于中国自己的现代派呢？当然，人家的写作手法还是能借鉴的。”

　　王濛以为杨百川在支持自己的观点，咧嘴笑了：“看到没，老李，年轻人站我这边。”

　　杨百川尴尬地笑笑，不好直说跟王濛想法不同，只能说得委婉一些：“王老师，您说现代派得跟中国的主流社会现实相结合，比如眼下正热火朝天搞的改革。

　　我的想法可能不太一样，我觉得应该和现实里的人性相结合，比方说集体劳动、合作化的时候，人们的精神状态、人跟运动的关系，这也许才是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里，那种独特的、需要思考的哲学问题。

　　李沱转过身，说得干脆利落：“这是假现代派和真现代派的区别。”

　　杨百川当即拍了一下手，他没想到李沱一下就点到了要害，到底是大刊的编辑。

　　李沱说：“那小杨，你这篇《雾镇》……”

　　杨百川赶忙抢着接话：“我再拿回去改改。”

　　回到招待所，杨百川躺在床上，《雾镇》的情节就在他脑海里不停盘旋。

　　交错的故事线不断闪烁，一条里，女知青是模范，上了县报的专栏；另一段里，她又成了地下文学沙龙的领导人物。

　　他用了太多先锋小说的写法，以至于没法在脑海里完全还原小说的情节，就像一团乱糟糟的线团。

　　杨百川扯过被子，把脸蒙住，眼前一片漆黑，但那些混乱的故事碎片照样掉到脸上，搅得他心烦意乱。

　　他太高估自己的能力了，又后悔不该夸下海口。如果刚才什么都不说，看李沱那反应，估计是会直接把《雾镇》拿去发表的。

　　但转念一想，他要想发表作品，其实也不难，把那些名家的短篇小说抄上一遍就行。

　　但他要做的，是在了解历史规律的基础上，跳出这规律的框子！既然如此，就要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杨百川从床上坐起身。干脆出去走走好了。

　　他把脚往鞋里一蹬，锁好门，往楼下走去。

　　燕京的街上，每隔一小段路就立着个报亭。即便到杨百川穿越前的年代，那些报亭也没被淘汰，成为这座城市独特的一道印记。

　　在那个看报的时代里，人们在报亭前扎堆低头看报，是再平常不过的景象。

　　杨百川路过一处报亭时，也随手捡起一份《文艺报》，翻看起来。

　　突然，他在第四版的中缝里看到一条蹊跷的新闻：

　　大标题是【文学新声引热议，大字上墙成奇观】

　　【（本报记者周文澜）昨日，川省作家协会外墙突发文化事件：

　　近百张手写文稿覆盖三十米灰墙，字迹皆大如拳头，部分采用红蓝双色墨水交替书写，形成视觉叙事效果。

　　经证实系川大青铜文学社成员以“让文学冲破高墙”为口号，集体展示青年作家杨百川的未刊小说《雾镇》。

　　据目击者称，当日凌晨五时许，十余名青年携带浆糊桶实施张贴。

　　至上午九时，作协保安巡查时发现外墙已成“纸幕”，部分市民驻足围观。

　　据悉，小说作者杨百川系临江县酒厂职工，近日凭《潮生》等作品获《十月》杂志关注。

　　此次《雾镇》以如此激进的方式亮相，系因该作品参与青年作家大赛时遇冷。

　　该作品被组委会纳入“实验文学组”，不参与排名与发表流程。这一举措引发争议。

　　[争议手稿：叙事迷宫挑战阅读惯性]

　　记者获取的《雾镇》残稿显示，该作打破传统的线性叙事，以三种人称视角，穿插描写女知青的“记忆分裂”。文中出现大量实验性描写，对传统写作手法构成挑战。

　　现场一位男青年向记者挥动《世界文学》杂志，并称：“这是对伤痕文学的安全屋放火。”他认为，杨百川的叙事手法明显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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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百川一行行往下读，越读越心惊。

　　同学们跑去讨要说法，这在他的意料之中，但采用这么激烈的方法，他着实没想到。

　　不愧是在激情岁月里成长起来的青年啊！

　　杨百川又继续往下看：

　　【[作协回应：鼓励探索但需把握方向]

　　当日下午，川省作协秘书长向巧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青年作家的创新勇气值得肯定，但文学创作不能脱离人民性。”

　　对于是否将《雾镇》重新纳入正常评价流程，相关方面仍在研究讨论中。

　　截至发稿，作协外墙手稿已被清理，但关于“文学该不该拆墙”的争论，正在文学界持续发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