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八十年代的北方农村，那时候村里没有幼儿园。孩子长到六岁，就直接送到村小学读一年学前班，我们管这叫“半年级“。

　　开学那天，母亲推着那辆老旧的二八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个小板凳，那就是我的“专座“。我死死抓着母亲的衣角，眼泪把她的后背洇湿了一大片。“再哭就在家种地！“母亲吓唬我。这话让我哭得更凶了，倒不是怕种地，而是怕她真不让我上学——虽然我那么抗拒上学，可隐约又觉得这是件必须做的事。

　　母亲从贴身的布兜里掏出28块钱学费时，我盯着她皲裂的手指发了会儿呆。这笔钱在当时能买七十斤白面，够我们全家吃上小半个月。后来我常想，母亲交学费时到底在期待什么？也许就像给庄稼下种，明知可能遇到旱涝，却总盼着有个好收成。

　　开学第二天课间，我趁人不注意溜出了校门。回家的路我记得很清楚：先穿过一片杨树林，再沿着灌溉渠走，渠边的野蒿长得比我还高。为什么要逃？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多年。

　　教室里挤着四十多个孩子，木头课桌挨得紧紧的。老师点名时，每个孩子都要站起来喊“到“。轮到我时，嗓子眼像堵了团棉花，声音颤得变了调。坐下后，我总觉得有人在偷笑，脸上烧得厉害。这种羞耻感后来一直跟着我，直到现在，每逢需要当众发言，手心还是会冒冷汗。

　　三天后，我第二次逃学。这次我拉上了同村的铁柱，他比我壮实，跑起来像头小牛犊。“拼音后面的部分特别难，“我指着课本上的后鼻韵母吓唬他，“咱们去水渠抓蝌蚪吧。“铁柱二话不说就跟我跑了。现在想来，那么小的年纪，我就懂得“法不责众“的道理了。

　　张老师教写字时最严厉。有次她让抄写“角“字，我的作业本上画满了红圈。“重写！“她敲着我的课桌说。我写了十几遍，手腕都酸了，可每次交上去都被打回来。最后是同桌春燕替我写的，她只写了一遍就通过了。我盯着那个工整的“角“字看了很久，怎么也想不明白差别在哪。

　　那天放学，我蹲在田埂上用树枝在地上划拉，划着划着就哭了。春燕的“角“字像印刷的，而我写的总是缺胳膊少腿。母亲常说“字如其人“，我是不是也像那些歪扭的笔画一样，天生就少了点什么？

　　我逃学的事很快传开了。那天傍晚，母亲从学校回来时脸色铁青。她折了根柳条，把我堵在灶房门口。“跪下！“柳条抽在腿上火辣辣的疼，但我没躲——奇怪的是，比起挨打，我更怕看她失望的眼神。

　　“为啥不上学？“母亲每问一句就抽一下。我咬着嘴唇不吭声，其实心里清楚，就算说出来她也不会懂。那个年代的大人眼里，孩子只有“听话“和“不听话“两种，哪有什么心理问题。

　　夜里我趴在炕上，腿上还留着红印子。月光从窗户纸透进来，照见墙上贴的奖状，那是哥哥的。我忽然想起张老师说下周要默写生字，赶紧用指头在肚皮上比划起来。

　　后来我不再逃学了，但也没变得合群。课间十分钟，同学们像出笼的麻雀，满院子疯跑疯闹。我总坐在教室门口的台阶上，水泥的凉意透过裤子传上来。

　　铁柱他们玩“攻城“游戏，喊声震得树上的麻雀扑棱棱飞走。我望着他们，心里空落落的。母亲说“小孩子就该蹦蹦跳跳“，可我就是提不起劲。有次铁柱硬拉我加入，结果我愣愣地站在原地，被对面砸来的沙包打了个正着。

　　“你怎么跟木头似的！“铁柱气得直跺脚。我讪讪地退回台阶，忽然很想快点长大。大人们多好啊，可以整天板着脸，没人会说他们不合群。

　　二年级期末，我居然被评上了三好学生。颁奖那天，校长把印着金字的铅笔盒和自动铅笔递给我时，我的手抖得像筛糠。台下掌声响起来，我却在想：他们是不是搞错了？

　　这份喜悦没持续多久。回家路上，哥哥一把抢过铅笔盒：“借我看看！“这一“借“就是半年。姐姐更干脆，直接拧开我的自动铅笔：“反正你用不好，别浪费了。“母亲在旁看着，只说了一句：“让着点弟弟妹妹。“

　　奇怪的是，我并没太难过。那个印着“三好学生“的铅笔盒，就像个证明，证明我确实能在学校里活下去。母亲开始逢人就说“我家老二是读书的料“，她粗糙的手掌第一次摸着我脑袋夸赞时，我闻到了她手上猪食的味道，却觉得格外安心。

　　如今每当看到角落里安静的孩子，就会想起那个坐在水泥台阶上的自己。当年的恐惧没有消失，只是化作了对学生的理解——有些种子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发芽，但这不妨碍它们最终长成独特的模样。

　　母亲去年收拾老房子时，翻出了那个锈迹斑斑的铅笔盒。她嘟囔着“留着这破玩意干啥“，手却擦了又擦。阳光照在她白发上，我忽然看清了二十八块钱学费的分量——那是一个农妇能给的全部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