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我们在这四五天了，我也渐渐和这帮人熟络，这都是苦人，白吃白喝过意不去，按二呆的话说，也就是跟老林在霸王双墓决斗的时候没带大金链子，不然也能找当铺换点银元给这帮人，哥俩商量着，把我背囊里的东西弄出来点了点数，打火机、油灯一系列的东西还是有的，枪械子弹都丢失在了笃山天坑，我合计着不行把我这芝宝打火机当了贴补一下街坊。
其实别人还好说，最让人揪心的是老烟鬼和他闺女秀莲。
老烟鬼姓什么没人提，大家都这么叫，他过去据说是个小商人，有点家底，后来染上了大烟瘾，万贯家财烧成了大烟膏子，身体也彻底垮了，如今佝偻得像个虾米，走路都喘，手里永远捏着那杆没了烟锅、只剩光秃秃铜烟嘴的旱烟袋，时不时就凑到嘴边嘬两口，聊胜于无。
他眼神浑浊，看人总是带着点畏缩和讨好，又时不时闪过一丝过去养成的精明算计，他基本没什么劳动能力，全靠闺女秀莲浆洗缝补、给人帮佣挣点活命钱，还有个儿子叫小烟子，今年刚十四，也没钱读书，老烟鬼想送了当壮丁，可瘦小枯干没人收，就惦记插草奔街面卖了换吃食，街坊一个劲的劝，秀莲跪着苦求才保住。
秀莲今年刚二十，正是花朵般的年纪，在这灰扑扑、散发着贫穷和绝望气息的大杂院里，她像一颗蒙尘的明珠，身段高挑匀称，眉眼生得极好，皮肤是那种长期营养不良的苍白，却掩不住五官的清秀，乌黑油亮的大辫子垂在身后，穿着一身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蓝布棉袄棉裤，浆洗得干干净净。
她话不多，总是低着头，走路轻手轻脚，像怕惊扰了什么，每天天蒙蒙亮就起来，抱着个大木桶去胡同口井里打水，冬天那水刺骨寒，她咬着牙搓洗着从外面揽回来的脏衣服、床单被褥，一双原本该是纤细的手冻得通红肿胀，裂开一道道血口子。
洗完衣服又要去给附近一户开小杂货铺的人家帮工，扫地、生炉子、看铺子，忙到天黑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还要伺候她那瘫在炕上、除了喝酒骂人就只会嘬烟嘴的老爹。
老烟鬼对这个闺女，没有疼爱，只有一种近乎麻木的依赖和隐约的算计，他瘫在炕上，灌着最劣质的烧酒，眼神浑浊地盯着忙碌的女儿，喝多了嘴里时常不干不净地嘟囔：“死丫头手脚麻利点，老子养你这么大白养了，得找个主儿，对找个有钱的主儿。”声音不高，却像钝刀子割肉，院子里的街坊听到，包括我和二呆心里都发堵。
有好几次，我坐在耳房门口，看见有穿着绸缎马甲、油头粉面、看着像小买卖人或者有点闲钱的主顾模样的人，在老烟鬼那破屋门口探头探脑。
老烟鬼会立刻堆起谄媚的笑脸，把人让进去，压低声音嘀嘀咕咕。秀莲则低着头，像受惊的小鹿，飞快地躲进里屋，或者干脆抱着木盆躲到院子的角落，背对着人，肩膀微微发抖。
每当这时，院子里其他人，无论是缝衣服的刘大娘，还是伏案写字的荣三爷，都会不约而同地沉默下来，眼神复杂地瞟向那扇破门，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无声的沉重和压抑的叹息，连拉车回来累得半死的王金龙，看到这一幕，也会黑着脸，重重地叹口气，把空车重重地靠在墙上。
二呆清醒的时候，也撞见过一回，他靠在我给他垫高的稻草堆上，透过门缝看到秀莲躲在水缸旁默默垂泪的样子，又听到老烟鬼屋里传来的猥琐笑声，气得狠狠捶了一下身下的稻草，牵动了伤口，疼得他倒吸凉气，咬着牙低声骂：“操！什么玩意儿，虎毒还不食子呢！这老棺材瓤子，万恶的旧社会把人变成鬼啊。”骂完，又颓然地躺下，望着屋顶，眼神里除了愤怒，还有一丝兔死狐悲的苍凉。
我说道：“这我从骆驼祥子里可看过，这姑娘和小福子的境遇差不多，那书里写的事没成想咱真能遇见，咱这成长在新社会，可没看见过这光景。”
二呆说道：“哥，你说见天来的那帮不三不四的人是干什么的？嫖客？还是商量买秀莲的买主？骆驼祥子里的小福子是么？我靠，那不是后来给什么军阀当小妾，后来又卖窑子铺当暗娼了么？最后上吊自杀，咱可要救一救这姑娘啊”。
我说道：“都有可能吧，我也想救，可咱哥们身无长物，别说背囊里就这么几件工具，钱都在云燕那包里，就是有钱这地方也不认啊。”
二呆动了动胳膊，伤现下好了些，他活动着说：“唉，咱店里民国十年造的大洋有两小箱子，都当泉界收藏卖，要能带点来也能帮他们。”
我点头道：“等你再养两天，咱一身本事就是回到原始社会也能立起棍儿，放心，我搞点钱，定不让这丫头重蹈悲惨故事里的覆辙。”
日子就在这种压抑、贫困、带着绝望气息的平静中一天天熬着，又过了三天，二呆的伤口边缘开始结痂，渗血少了些，脸色也恢复了一丝人气，但离能自由行动还差些，走动不那么快。
我们被困在这个1927年的冬天，困在这个名为羊尾巴胡同杂院的时间牢笼里，前路茫茫，归途无期。
而院子里，老烟鬼那间破屋里关于“找主儿”的嘀咕声，却越来越频繁，像悬在头顶的阴云，预示着某种无法逃避的风暴。
这天傍晚，王金龙拖着沉重的脚步回来了，眼袋浮肿，棉坎肩上沾满了尘土。他把洋车重重靠在槐树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冯氏抱着孩子迎出来，接过他递过来的几个铜板和一块皱巴巴的纸票，脸上没什么喜色，只是默默叹了口气。
王金龙瞥了一眼老烟鬼紧闭的屋门，又看看我们栖身的小耳房，眉头拧得更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