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季末造，皇纲坠地，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最后朱元璋混一天下，奄有四海，可谓一代雄豪之主。孰料这个出身于世代雇农之家的朱重八，竟会有如此一朝，就是连朱元璋自己都未曾想到。他未发迹之前，最为人尊敬的称呼不过是朱公子而已，但不可否认的他确实是一位非常勤奋的好学者，他努力从历史资源中汲取一切所需的知识。明朝建国后，朱元璋在有识之臣的襄助下，一手擘划了明朝的一切典章制度，以期万年不易。然而如果放眼长量，就此而言，无疑朱元璋又是历史上悲剧性十足的一位开国皇帝。他所设计的一切典章制度，在无情的现实面前，虽不能说完全是但至少基本上是与他的设计出现了严重的背离，甚至走到了相反面。
明初，朱元璋设计的典章制度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等诸方面。在政治上，朱元璋一举摧毁实行千余年的宰相制度，从此中央官制不再设相职。同时，他继汉晋以后第三次实行分封制度，建立诸藩。军事上，吸收魏晋隋唐的军事制度精神，采用军民分户，建立卫所体制，辅以开中制度，建立了一个完善的军饷供应体系。经济上，实行了相当严格的重农抑末的经济政策。为配合国家财政经济的需要，建立了一套体系严密的基层税收制度——里甲制度，粮长制度等。但是，纵观有明一代历史，这些制度最终都走向瓦解。这一切都与朱元璋设计制度的初衷出现了严重的背离，现实将朱元璋的理想击得粉碎，这是他无法预料的。下文就此，从五个方面来分析。
分封制度与皇位继承
朱元璋生有二十六子，分封了二十四王，这是中国历史上继汉晋以后的第三次大分封。汉晋分封还有不得已的难处与苦衷，尤其是刘邦分封诸侯王。汉初，在楚汉战争中培植起来的异姓王势力极大地威胁着刘氏天下，在特殊情势下刘邦才采用分封同姓王势力来逐次取代异姓王势力。可以说是情不得已的选择结果。常为后人拾取牙慧谈资的汉代分封的恶果，是七国之乱。熟知汉史的人们，皆知七国之乱亦是一偶然之结果。这一切缘于一场孩子们之间的口角冲突，不幸的是，冲突中偶然致使刘淠之子被后来的汉景帝误伤而死。这才埋下了刘淠造反的心理基础。历史往往是在偶然中前行的。若无那场偶然的口角，汉代历史很难说不会重写。
可是朱元璋分封诸王，则完全出于己愿。难道朱元璋不清楚汉代的七国之乱！从叶伯巨万言书事件来看，他完全清楚七国之乱是怎么一回事。朱元璋之所以分封诸王，显然怀有一种理想，那就是“法古建邦”，“分茅胙土，以藩屏国家”，“藩辅帝室”这一理念的关怀所系。这一点从他的分封诏书中可以清楚知道。从此意义而言，朱元璋的分封诸王是中国历史上汉代以降一次带有分封本意的复古行动。明初分封的诸王，虽不领土地，人口，但是领有军队。一般诸王都领有二三卫，大者拥军二三万，如秦王，晋王，燕王等；小者亦近万。如此多之兵，不待征发已是数万之众。故而就出现了清人杨椿所说的局势，“高皇帝崩，遂人人有帝制自为之意。”何况如秦晋燕这些藩王，在平定天下与抵御蒙古等民族的战争中得到了血与火的锻炼成长。而朱元璋选择的帝国皇位继承人太子朱标乃一柔仁之人，即使不早亡，这些强藩兄弟势力坐大亦是指日之事，将来犹是一件头疼的麻烦事。不料朱标早死，诺大的帝国皇位竟然落入乳臭未干的皇太孙朱允炆之手。这就更让他那些自视有汗马功劳，才干过于建文的叔叔们不服，继而不满心存异志。这种情绪从建文继承皇位到削藩时已经显露出来。那些势力强大而志大才疏的皇叔们不是输给了建文帝，而是输给了他们的四哥朱棣。颇有乃父风范的燕王朱棣，瞅准了建文帝削藩，变更官制这些违背祖训的举措，公然打起“清君侧”的大旗，起而发动靖难叛乱。历时四年的血战，燕王终于如愿以偿，成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
意味深长的是，朱棣以违背祖训为借口而发动叛乱，现在自己也违背祖训起来。在宗藩政策上，他成为建文帝未完成事业的实际执行人。削藩，瓦解有势力的同宗兄弟的力量是朱棣上台后的一大任务。与建文帝不同的，是朱棣政治上的手段老练和策略性。在一定意义上，朱棣吸收了建文帝削藩的经验，与建文帝彻底的冒进的做法不同。在宗藩问题上，朱棣最后采取了豢养藩王的政策。
在一种特殊背景下最终形成的明代宗藩政策，给这个帝国带来无穷祸害。豢养藩王政策，使诸家藩王无所事事。既不能朝见皇帝，参与朝政，亦不能参与地方事务。他们生活在划定的地方范围内，能做什么既不能参与经济，军事建设，只有个别藩王从事一点个人喜好的文化活动，如宁王朱权写出了《救荒本草》，朱载堉无聊之极玩抚琴弦之际悟出了“十二平均律”的音乐理论。因此，明代宗室藩王们除了不断地从事人口生产外，别无他途。宗室人口，从洪武年间的二十几家，至正德嘉靖间发展到了二万余人，据王春瑜先生的估计至明末大约有十万左右。这众多的人口，形成一个特殊的阶层，唯一的功绩就是消耗掉明代老百姓们辛苦倍至生产出来的社会财富，坐食民脂民膏终老。仅俸禄一项，就占了明代帝国开支中的绝大部分，我们虽然无法统计出一确切数据。明代宗藩每年消耗的开支成为明代财政支出中一个大头，成为明代财政的一大包袱。这足以令帝国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寝食难安。这从明代众多的户部尚书以及朝臣关于宗藩开支的奏折中可以得知。明代宗藩可以说成为一个十足的寄生阶层，尾大不掉，是国家社会中的废物。
这一切，是这个帝国的设计者朱元璋当初分封诸王时无论如何也不曾预见到的。钻了帝国设计者漏洞的朱棣，成为这个漏洞的赢家。在特殊环境下形成的明代宗藩制度潜藏的祸患，在朱棣死后就甩给了他的后来者去承受他篡逆带来的恶果，而这一切都是朱元璋亲手培植种下的。
废相与内阁
朱元璋在位期间，所做的最令后人印象深刻的恐怕就是废除实行近了一千六百年的宰相制度。这个出身世代雇农之家的皇帝有计划，有步骤地完成了废除宰相制度的行动。一切都是在有预谋中进行的。在选择中书省宰相一职的人选问题上，朱元璋亲自征询了智多星刘伯温的意见。刘伯温仔细分析了当朝能够成为宰相候选人的品性，才干，德能。刘伯温所论列的数人皆不可为相，最后皆相，而且最不被刘伯温看好的胡惟庸偏偏成为权力最重的中书左丞相。从朱元璋对杨宪，汪广洋，胡惟庸等数相所谓叛乱事件的处理方式与手段中，难免让人怀疑其所暗藏的真正动机和目的，大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韵味。还是朱元璋自己的话道出其中真谛，“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今我朝罢丞相，…大权一归朝廷，立法至为详善。”且诏谕其子孙永不得设相，作为祖训载入《皇明祖训》。朱元璋口中的朝廷不就是他皇帝自己嘛！加强皇帝集权的意图，昭然可揭！
废相不难，去相后的政治制度局面如何处置就是一个摆在朱元璋面前的大问题。原本隶属中书省的六部一时之间失去合法性的地位。为了解决此一凸现出来的严重问题，朱元璋采取了提升六部官秩的办法，使六部直接隶属于皇帝统辖。如此则皇帝一人兼皇帝与宰相二职于一身，皇帝权力自然变大。这一逻辑符合朱元璋的逻辑。
体制变更带来的问题可以体制变更来解决。但是体制变更带来的职责与事务的问题，就不是简单的体制变更可以处理好的。废相不久朱元璋便发现，原由宰相承担的事务落在了自己的肩上。史书中记载的，朱元璋一天要披阅四百多件的奏折文书，这不是朱元璋勤政的例证，而是废相后带来的严重后果。为了解决这种皇帝不堪重负的压力，朱元璋以建置四辅官的办法弥补废相的后果。可是任非所人，不久便被朱元璋抛弃，于是设置具有临时性与常设性兼而有之的殿阁学士。经过五十年左右的缓冲衍变，形成了明代固定的内阁制度，内阁制度俨然又是一宰相机构衙门，内阁首辅不啻于一真宰相的职位。宰相制度的幽灵在现实中复活。
汉唐宋元，以宰相制度的存在，形成了目前学界仍然存在争议的“内朝”“外朝”说的格局状况。但不论怎样，这实际上是反映了存在着以皇帝为核心存在一个系统和以宰相为中心的一个朝臣系统。二者处于权力争夺盈缩的不断变化态势中。这两个系统在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的决策，行政等事务的处理中，尚且有些许共同抉择的精神存在。也就是说，国家诸项政策的出台是皇帝系统与宰相系统二者博弈后的产物。而明代废相以后，这种精神消失了，一切皆出于宸断，政令得失亦很难把握。制度化的内阁虽在现实中充当了宰相的角色，但是明代国家在制度上并未赋予其合法的地位。这是内阁制度的致命伤。任何人想以内阁首辅的身份担当宰相的职务的做法，都是违宪行为，就会受到来自各方猛烈的攻击。张居正的下场就是这个体制的最好注脚。
明朝的一切制度体制都是在皇权至上的前提下展开的，最终形成了皇权，外加依附于皇权的宦(官)权，以及阁权与六部权共存的一个特殊局面。阁权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从严格意义上而言，亦是附属于皇权的一种派生权力，同时又不得不与外朝的朝臣保持一定关系。阁权自形成后，就存在一个与部权处于长期不断争夺的格局，尤其是正德嘉靖以后，同时还与宦权保持着一种长期的微妙的关系。因此，在这种制度，权力体系下，一切权力都是皇权的衍生物。皇权松动，包括自然与人为的，阁权与宦权就长，且二者又处于争夺中，阁权又与部权保持着一种争夺。由此亦就不难理解，何以明代宦官专政从未出现过汉唐时代的弑君行为。可以说，明代的宦权，阁权都具有某种虚拟化的倾向。皇权完全有能力在一夜之间将所有威胁皇权的宦权，阁权解除殆尽。
从皇帝集权的角度来说，朱元璋废相的举措无疑是达到了成功的效果。但是，从实际的国家政令实施，行政运作效率等方面而言，则是一塌糊涂，其中的弊端，腐败以及衍生出来的制度体制中的弊端，就是这体制系统自身无法克服消解的。
扼制内侍政策与中国历史上的宦官专权第三期
朱元璋鉴于历史上汉唐宦官专权，清楚知道控制，消除宦官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因此，洪武六年，朱元璋就明令民间严禁私阉。同时在宫廷内部规定宦官不得言政，宦官的职责就是仅供内廷洒扫而已，为此，朱元璋镌刻铁禁牌令，上书宦官干预朝政者斩。宦官职品不得过四品，严格控制宦官的员额，据云洪武朝宦者仅数百人而已。
朱元璋设计的宦官政策，在其死后很快被抛弃。而朱元璋本人正是这种政策最终被抛弃的始作俑者，洪武晚年间或派遣宦官参与一些事务，打开了宦官参政的缺口。把这个缺口撕得更大的是朱棣。宣德帝于禁中设内书堂，开启了宦官参与国家政事具备知识资本，能力的制度通道。当宦官参与朝政的一切条件积累达到成熟的时候，王振不毁掉树于内廷的铁禁牌，也会有其他人来完成这一阻挡宦官通向参与朝政权力的最后障碍。而宦官专政得以实现的关键一环是，在废相后内阁制度化过程中票拟制度的出现。票拟制度把宦官权力程序化地纳入明代制度体系中，因此随着票拟的制度化而宦官专政变成一种随时都可能出现的现实。
明代初期是号称控制宦官权力膨胀力度最大的时期。这在明代后来人的著作和笔记史料中还有追忆的痕迹。然而正是这个曾经严格控制宦官势力膨胀的一朝，竟是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政专权最烈的时代。不言而喻，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的第三个高峰。二百七十余年的历史中，大小宦官专权不计其数，最大者莫过正统王振专权，正德刘瑾专权，天启魏忠贤专权，次者如李广，张永，冯保，陈肃等之流。明代虽然未出现弑君的行为，但是明代宦官参与国家事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财政，赋税，监军，司法，矿使等等，从广度与深度上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可以说明代的宦官专权将中国古代的宦官专政推向了一个顶峰。至明亡，宦官达到十万人左右，成为一个数目庞大的集团。
这一切，又是明代制度设计者朱元璋不会逆料到的，而这种结果与他废除宰相以及设计出来的制度框架演变后产生的弊端又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明朝的宦官专政又给下一个王朝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成为时时反照的一面镜子。
卫所制度与开中盐法
军队与军费供给始终是困扰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一大难题。朱元璋吸收了魏晋领军制与唐代府兵制，建立了明代特有的军事制度。全国设立卫所，每卫五千六百人，形成卫所制度。卫所制度是一种寓兵于农精神的军事制度。在户籍上，采用军民分籍。军户世代为军户，不得改籍，军户制度是保证明代军队兵员源源不断得以补充的制度。明代仿效汉代赵充国的做法实行自耕自养的屯田制度，承平时期，卫所军士按三七或四六比例进行守城与屯种分工。一般，屯者七则守者三，屯者六则守者四。
朱元璋同时以开中制度配合屯田制度，形成了明代完整的军事供给制度体系。政府鼓励商人将全国的粮食运往边镇上纳兑换盐引，再拿盐引到两淮，两浙等盐场换取盐转卖各地，再用卖盐获得的资本用于购买粮食运到边镇上纳兑盐引，以此周而复始。这就是实行开中制度的初衷。在明代的货币经济尚不充分发达的情况下，开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大约五六十年时间。朱元璋对于屯田制度与开中制度形成的军事供给体系非常满意，因此他曾得意地说我朝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毫。
屯田制度由于科取过高的税率，军官残酷剥削军士及戚畹之家掺和屯政，屯田制度很快出现败坏的情况。至正统天顺时期，屯种所获仅能供军需三之二。开中制度与屯田制度败坏同步。明代盐政政策苛刻，灶丁生存状况日益恶化，加以权势豪家，中官参与盐务，贩卖私盐频繁，开中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盐政制度逐渐败坏，开中制度亦逐渐败坏。按照明代史书说法，对开中制度造成致命破坏的措施是弘治年间施行开中改折制度。明代史书俱载弘治年间户部尚书叶淇以边镇饷银不继，又以其亲朋参与盐业活动的关系，主张开中改折纳银，此后明代开中制度败坏之极。此后，明朝军队的军需供应也就处在经常性的匮乏状态。其实，将某一制度败坏归咎于个人因素未免简单化，开中制度的败坏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明初货币相对欠发达，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的实物经济成为可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货币经济得到发展，尤其是正统，天顺时期白银逐渐成为法定货币，加快了货币经济的发展。以银为本位的货币，携带便利，大大降低了大规模实物经济的成本，用银替代粮食成为必然趋势。因此开中改折纳银也是必然之事。何况明代政府以各边镇军饷缺乏而以银两发放的做法起了示范作用，推动了开中改折进程的完成。
屯田，开中相继败坏后，为解决明代军队军饷匮乏的问题，国家每年不得不把雪花花的白银成堆成堆运到各镇，此一项开支即是年例银。年例银始于正统初年，起初仅为补充性质的临时性的军饷供应，数额也小，只限于个别边镇，后来成为一种常例供应，数目也变得非常庞大，明代军队主要靠此项年例银供养。年例银从正统年间的十余万两，发展到二百，三百万两，至明末已经达到千万两。当年例银成为明代军队军需主要的供给来源时，明代国家的军事政策已经变成与宋代一般无二的养兵政策。明代的军队数量现在仍然是一个争论不清的问题，有人说三四百万，有人估计是近八百万。现在这几百万军队主要倚靠国家财政支出来供养，这使得明代财政屡屡出现赤字。据黄仁宇先生对16世纪明代国家未实行三饷加派前财政收入进行过估计不到三千万两白银。而军饷中年例银一项就占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左右。若以明代太仓收入计算，太仓收入在嘉靖加派军饷以后才超过四百万两白银，则年例银一项就占到国库开支的十六七。明代的灭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军队拖垮的。因此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上个世纪初就说明代的灭亡与明代军饷开支有着莫大关系。
更可悲的是，明代国家实行养兵政策，可所养之兵不得其用。明代军队系统腐败之厉，亦是中国历史上仅见。各级军伍侵吞克扣军饷，索取例钱，虐待士卒等等，致使逃兵现象一直存在。明代军队战斗力之低下大概较之宋代犹不及，故又间行募兵制度。抗倭名将戚继光调镇北边，看到卫所军兵士气不振，列队不成形，衣衫褴褛等情形后，不得已奏请征调己所募义乌兵北上；又明军在与满洲军作战中，刀枪朽钝，盔铠纸薄，士兵面有菜色等等，这些都证明了明代所养之兵不可用。
若能起朱元璋于地下，看到当年追随他横扫六合的军队，在明代军事制度的供养下成为一群废物，在倭寇与满洲军面前不堪一击，不知作何感想，该如何痛骂他的不肖子孙呢！
重农政策与明代商品经济的新发展
一个人的出身环境，成长经历决定一个人的思维以及他的世界观。出身于世代雇农之家的朱元璋，成长途中倍尝人间艰辛，这一切无疑对他设计国家制度和国家政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朱元璋骨子里仇恨富人，商人，同情穷人。因为朱元璋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人就有人的情感和喜欢爱憎。
吴元年九月攻下苏州，擒下张士诚。十月，就下令迁移苏州富民几万人于京师。后又以中都凤阳土地宽阔，人口稀疏为借口，再次下令迁徙江南地区的富户充实当地。朱棣营建北京城再次迁徙南方富民充实其中。经过几次迁徙富民运动，明初的富民阶层基本被消灭无存。朱元璋看到战火兵燹后的中原地区，土地荒芜，人烟稀少，于是建立司农司，命有司督促鼓励中原地区人民垦荒耕植，且定下永不起科的条例，要求该地区种植桑麻树，同时免除若干地区若干年的赋税等。由此可知，朱元璋继承实行了中国传统的重农和打击富户商人的抑末政策。黄仁宇说按照他的理想，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国家大农庄。朱元璋的这种国家经济政策明显地打上了他出身环境的烙印。
但是历史的发展并不以个人的意愿而转移。至明代中后期，商品货币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以银为法定货币，货币经济达到相当的规模，尤其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更是成为一个亮点。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甚至导致了社会结构，文化思潮，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突破了过去的传统社会的框架与窠臼，出现了一丝新兴的社会经济文化气象，现在变成中外史家讨论的热门话题，甚至成为中外史家用来对抗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资源与证据。但是在旧的制度框架下，这种新兴气象亦很难从根本打破束缚其发展的桎梏而发生质变。尽管如此，这一切已与朱元璋的理想与制度设计发生了甚大的背离。
为了限制商业发展和出于边防上的考虑，明初实行寸板不许入海的海禁政策，希冀达到限制商业发展和防止倭寇侵扰。但是超出朱元璋理想之外的是，倭寇从明初就不断骚扰中国的海疆。经过几朝的发展演变，终于酿成嘉靖万历年间的倭寇大动乱。当时中国存在着所谓的南倭北虏的说法，已彻底宣告了明初海禁政策在现实中破产。而且正德以后，明代的海外贸易掀起了一轮高潮，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海贸新时期，海外的白银如潮般涌入中国。这一切都打破了朱元璋设计的海禁政策，但是他已经无法亲眼目睹这一切变化。
此外，他精心设计的基层税收制度——粮长，里甲制度也变成殃民的一大弊政，逐渐被抛弃和替代。
明代中后期的人往往在他们的论著中夸耀到我朝超迈前朝的有四事或五事。不知是出于真心赞颂，还是碍于政治力量的钳制现在看来唯有一事是再恰当不过的，即明太祖朱元璋是起于微末之家。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的发展是不随人愿的。朱元璋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凭借他个人手中至上的权力，可以设计出明代的一切制度框架，但是他无法扼住历史发展的脉搏。在明代发展的现实中，他所设计的一切制度架构，基本被无情地摧毁。明代的制度也不得不跟着发生变动。虽说明初朱元璋设计的一切典章制度随着明代现实的变化而变化是一种必然。但是这一切就朱元璋个人而言，他的理想在现实中最终被击得粉碎，最终也使得朱元璋成为了一个充满了悲剧色彩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