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当时脑子里的第一个念想是逃，但一逃就是畏罪潜逃，以后想翻身就难了。更重要的是还会连累家人。

　　逃既然走不通，那只有面对了。苏轼将公务交给了通判祖无颇处理，并作了工作交接。

　　回到家后，第一时间和妻子王闰之焚烧了不少信件和诗文，避免被御史台抄家时当作物证。

　　8月18日，苏轼正式被关进御史台大牢。

　　20日被正式侦询。

　　在御史台的大牢里，苏轼遭受了严刑逼供，要求做两件事情：一是供述自己的同党；二是供述自己的罪行。

　　苏轼还想辩解，但一个柔弱的知识分子，哪能抵得住大狱里面的刑具啊？

　　在苏轼牢房边上的狱友苏颂（天文学家，发明了水运仪象台），出狱之后，用两句诗描述了当时苏轼遭受刑罚的场景：

　　“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

　　通宵达旦的审讯让苏轼疲惫不堪，意志消沉。虽然开始想抵抗，坚称自己没有讥讽朝廷的文字和同党。但24日身体开始有点吃不消了，只能推脱说时间久远记不清楚了。30日，开始招供所谓的“同党友人”（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中使皇甫遵到湖州勾至御史台》：“当月二十日，轼供状时，除《山村》诗外，其余文字，并无干涉时事。二十二日，又虚称更无往复诗等文字。二十四日，又虚称别无讥讽嘲咏诗赋等应系干涉文字。二十四日，又虚称即别不曾与文字往还。三十日，却供通自来与人有诗赋往还人数姓名”）。

　　苏轼来自四川眉山，当时朝中眉山乃至四川都是少数派，苏轼苏辙也没有组织形成“眉山帮”或者“四川帮”，并不像韩琦他们的河南籍官员众多，可以互相勾连帮衬，所以苏轼知道出了事情也估计没有人会替他求情，只能希望弟弟帮忙救救他（苏辙《为兄轼下狱上书》：“况立朝最孤，左右亲近，必无为言者。惟兄弟之亲，试求哀于陛下而已”）。

　　刑讯逼供的日子实在熬不下去了。

　　十天之后苏轼就全部招供。当然，这个供词都是按照御史台的要求供述的。

　　从苏轼的供状来看，自入仕以来，先后向朝廷举荐苏轼的有陕西转运副使陆铣、提点两浙刑狱晁端彦、权两浙提刑潘良器、京东安抚使向京、权京东转运副使王居卿、转运判官李察、安抚使陈荐、苏澥、提举李清臣、提刑孔宗瀚9人。

　　军判章*、安抚使叶廉、提举李孝孙、安抚使贾昌衡、4人也上奏推荐过苏轼（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供状》：“军判章*，奏乞召置侍从；安抚使叶廉，奏乞显用；提举李孝孙，乞召还侍从；安抚使贾昌衡，奏乞召还近侍”）。

　　为什么要苏轼招供举荐过他的人？

　　这是御史台侦询程序中的惯例，目的是要了解清楚被侦询人的人际关系和背景，也为接下来的查验核实工作作铺垫。

　　相关的举荐材料归档部门和组织部门应该是有备份存档的，届时和侦询人的供词一对照，也可以查验被侦询人是否撒谎。

　　苏轼的供状中重点供述了与王诜、李清臣、章传、刘述等人往来交集的事情，牵涉的人有三十九人。

　　在三个多月里，御史台先后搜集了苏轼的一百多首涉及讽刺朝政的诗文，将疑似部分进行摘录，固定“证据”。

　　对涉及的官员分别传唤核实。

　　11月28日，御史台的审讯工作基本结束。苏轼暂时关押在御史台，等候大理寺的判决。

　　等待的日子是最煎熬的，苏轼甚至感知到自己可能会被判处死刑，开始与弟弟诀别，从与弟弟的诀别诗中可以看出他当时的苦闷与绝望。

　　《狱中寄子由》：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不管你在外面是如何威风，如何牛气，到了“柏台”，任何人都是“魂飞汤火命如鸡”，成了刀板上的鱼肉。

　　更何况苏轼还只是一个书生。

　　十二月，大理寺的判决出来了。

　　这是一个当时社会关注度极高的案子，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都在摒息凝神等着大理寺的结果。

　　崔台符，这个名字因为这个案子足以载入史册。

　　他当时是大理寺的一把手。

　　在他的领导下，大理寺官员通过非常专业的“检法”程序，判定苏轼所犯的罪应该得到“徒二年”的惩罚。

　　这几乎完全推翻了御史台的努力。

　　都是中央部门，不怕得罪同僚而坚持原则，大理寺非常不容易。

　　还没完，因为朝廷刚刚发布了赦令，苏轼“徒二年”的罪行也应该在赦免之列。

　　大理寺的最终判决是：苏轼有轻罪，但可赦免（毕沅《续资治通鉴》：“初，御史台既以轼具狱上法寺，当徒二年，会赦当原”）。

　　舆论哗然，一片叫好。

　　但御史台脸面挂不住了，李定上奏折抗辩。

　　当然，专业性比不过大理寺，所以李定抗辩的角度是大局观，全局性。

　　李定：“如果苏轼这样不听话，天天阴阳怪气搞讽刺，跟朝廷大政方针对着干的人不诛杀，轻则毁坏社会风气，重则破坏新政（毕沅《续资治通鉴》：“于是中丞李定言：‘轼之奸慝，今已具服，不屏之远方则乱俗，载之从政则坏法，伏乞特行废绝’”）。”

　　言下之意，不听话的人不严惩，以后谁还会听话呢。

　　变法图强才是赵顼的大事呀，对苏轼这样的人要杀鸡儆猴才行。

　　赵顼一听，对呀，听话能干事的要褒奖，不听话捣乱的要严惩，不然怎么带队伍搞事业？

　　苏轼，要严惩。

　　危急关头，两个重量级人物发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