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此，只见杜涤顿时两眼放光、挺了挺弯曲的脊背，随即从秦王四十一年阳周县亩产粟米起，讲到时下为祸北地、上郡两地多边的义渠贼匪，每每说到激情处，甚至会挥动双臂仿拟实况，其口若悬河之态较此前讷口少言成鲜明对比。

　　“王孙，说一千道一万，盖不如实地勘探一番，适逢天气晴朗不如我等到城外…………”

　　话已至此，杜涤准备相邀赢振到城外一探，可话在嘴边没说完，便骤然觉得被一道冷肃的眼光凝视。

　　定睛一看，原来是赢振身后的侍卫长向通，只见他横眉竖目、眼中不时泛出阵阵寒光。

　　直到这时，他才回过神，站在他面前的不是郡中上官，也不是与他志同道合的僚佐友人，而是当今王上嫡孙、阳周县封主赢倬之子。

　　值此寒冬腊月之际，如此千金之躯怎可同他这般皮糙肉厚的老家伙跑去城外调勘。

　　且不说途中会发生什么意外，若是让寒风吹坏了王孙的身子，那他杜涤就是百死莫赎了！

　　联想到这儿，杜涤全然没了之前纵横捭阖的气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佝着身子滞在原地，说不是，不说也不是，进退两难。

　　如此判若两人的对比，赢振偶然撇了眼身后向通的神情，就将事情原委了然于心，随即起身言道：“既如此，振有心想随杜丞到城外实地探查一番，不知杜丞意下如何？”

　　“这……”闻此，杜涤虽然满心想要答应赢振，但话在嘴边撇了撇身后的向通，还是犹豫不决不敢应承。

　　“向通！”

　　“通在！”

　　“去多戴几件衣服，再调三十名短兵亲卫随振左右！”

　　“王……遵王孙令！”

　　“王孙有心如此，涤便斗胆给您当回向导！”

　　赢振即已开口，向通当着外人的面也不便多言什么，杜涤见此情形遂又大胆起来。

　　随即，二人在三十名短兵亲卫及县丞辖下十几名狱卒的护卫下动身向城西十里外，阳周一块民田区进发。

　　一个时辰后，目的地到达，赢振走下骡轿，凝视身前一望无垠、阡陌有序的黄土。

　　少时，杜涤也走下骡轿，站在他身后侃侃而谈道：“王孙，您目下这片土地，便是阳周城方圆五十里最大一块民田区，隶属城内三百三十一户黔首与北郊乡安平里二百一十户人家共同耕作，占地约一千六百三十顷，在其后是邙山，以东有一大片杂草丛生的荒土，只是由于阳周人手不足、且地处边塞，时不时会有夷蛮袭扰之故至今尚未开发。”

　　说到这儿，杜涤怏怏叹了口气：“若是那片荒土能够开垦成形，想必阳周的财税较以往更能增进不少。”

　　言毕，只见他小心翼翼瞥了眼赢振，想试探这位阳周有实无名的封主听完这话是个什么反应。

　　“阳周去岁赋税几何？”

　　“回王孙，去岁有田租合计七万四千二百三十一石；口税二十五万一千八百六十二钱；杂赋合金十一镒。”

　　“这么……复杂？”

　　听完如此繁多的数字，与田租、口税、杂赋等新鲜字眼后，赢振不由得眉头一皱。在他的认知里，赋税不就是农民向国家缴纳的田亩税，怎么会如此复杂？口税又是何物？按人头收钱吗？此刻，赢振又为从前未能深耕史学领域而苦恼了。

　　倒是杜涤一副本该如此的神态。

　　堂堂秦王嫡长孙，怎会对农事深入了解，能不辞辛劳在如此寒冬时节来到实地探勘就已经实属难得了。

　　随即脊背一挺，又滔滔不绝为赢振科普起来。

　　原来，与旧赢振记忆里的赋税制度不同，彼时秦代的赋税分为田租、口税和杂赋三种。

　　田租，即按土地征收刍【chú】、藁【gǎo】

　　具体即以每户所辖的土地亩数为单位进行征取。

　　至于每户缴纳的具体数额，依秦《田典》“入顷刍，以其受田之数，无豤（同音垦）不豤，顷入刍三石、藁二石。”

　　规定每顷田地应缴的刍、稾，要按照所受田地的数量缴纳，不论垦种与否，每顷土地都要缴刍三石，稾二石。

　　换句话说田租征收的主要内容是以刍、藁为主。另外还有主粮谷粟，也就是秦国庶民餐桌上最常见的粟米，至于刍和藁这两种作物，刍为饲草，藁为禾杆，两者都是用于圈养牲畜的饲料。

　　口税，即按人口征收的人头税。

　　“计口出钱，吏到其家，以箕敛之”。

　　口赋所“敛”指的并不是谷，而是钱。

　　目前秦国执行的口赋是秦惠文王时期规定的年百二十钱，即每人每年缴纳百二十钱的税赋。一个普通的五口之家总计需缴纳六百钱。

　　而彼时上郡各县的整体粮价约为“石二十五钱”，六百钱，也就是二十四石粮食的总款项。

　　当然，受限于彼时的大环境因素，本应缴纳的为口赋的钱也可以是等价的粮，每年都是根据丰年、灾年而定。

　　但仍由此可见，口赋的负担远比田租要重，这对于人多地少的庶民阶层而言，显然十分不利的。

　　杂赋，往往就是各色名目的临时征调。《通典·食货》规定“提封之内，撮粟尺布”。

　　这些“土贡”、“撮粟尺布”就属于“杂赋”一类。另外还有“罚赋”根据《分异令》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罚倍其赋”，意思是说一户人家有两个成年男性还不分家的，罚缴纳双倍赋税，在秦人眼中也算“杂赋”的一种。

　　而随着当权者的不同，战时、非战时的国情不同，收取的数目也不同，上一年非战时状态下，每户杂赋粗算为十二石。

　　至此，由“田租”“口税”“杂赋”共同组成的秦国赋税制度就应运而生了。

　　而赢振替父就藩的最基本任务之一，便是保证阳周县每年岁末征收、统计这一年的租、税、杂赋，然后将其一半作为封君向国家缴纳的财税交割给国库，另一半作为国君赐予封君的食邑自取自用。

　　以去岁阳周一年的口税为例，一共是二十五万一千八百六十二钱，除去一半是向国库缴纳的财税外，其余一十二万五千六百三十一钱全部落入阳周封君赢倬的口袋。

　　同时期，阳周一户五口之家年平均耗粮量，在一日两餐吃饱的前提下，大概在五十石；同样，一户标准的五口之家，在没有爵位的前提下，大概拥田一百亩，大丰年时年产粮量约为在一百石上下。

　　也就是说，即使在大丰收时一户五口精心劳作一年后，抛去折给国家口税的二十四石、杂赋十二石后，只能靠剩下的十四石勉强维持生计。

　　当然，即便是维持生计，也要在大丰年和非战时的综合国情下，二者缺一不可！

　　由此，广大农民阶级的生存压力可想而知。

　　联想到这儿，赢振不禁眉头一皱。

　　当然，此事涉及大秦百年国利，他不可能为了一时之快，就喊出什么轻徭薄赋、打倒地主阶级的口号！

　　毕竟，他一家就是大秦乃至整个中原诸国最大的地主阶级之一，一旦他盲目为农民阶级开口，不用其他地主阶级出手，他那大夫秦王就第一个收拾了他！

　　届时，别说上流阶级唾弃他，就连农民阶级恐怕也不会记得曾有个名唤赢振的傻蛋为他们开腔过。

　　人类，无论在任何时代都将承受其所在统治阶级的愚弄而愚昧。

　　除非，赢振自己就是那个统治者！想到这儿，赢振的心又活泛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