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元年的梅雨，把莆田城里的青石板路浸得发亮。戴瑞生站在自家药铺的柜台后，看着檐外斜织的雨丝，手里那本《海国图志》的纸页都发了潮。三十九岁的人，鬓角已见了霜白，他放下书，摸了摸腰间那枚祖传的铜虎符——这是戴家从道光年间传下来的物件，据说祖上曾跟着林则徐办过洋务，可到了他这辈，只剩下这家“同德堂”药铺，勉强维持着体面。
“老爷，小兰又去给吴敬思送药了。”账房先生压低声音，朝后巷的方向努了努嘴。戴瑞生眉头一蹙，推开柜台后的木门，果然看见十七岁的女儿戴爱兰提着药箱，正踮脚往巷口走。她穿着月白色的布裙，乌发梳成一条油亮的大辫子，雨珠落在发梢，像缀了串碎钻——这模样，难怪会惹来祸事。
“站住。”戴瑞生的声音带着火气，“陈雄的人昨天还在街口转悠，你就敢往外跑？”
爱兰转过身，手里的油纸伞转了半圈，溅起的水花打湿了鞋头：“吴大哥为了护我，被他们打断了腿，总不能不管。”她的眼眶红了，“爹，陈财主凭什么就敢强抢民女？”
“凭他有个当道台的哥哥陈霸天。”戴瑞生叹了口气，伸手替女儿拢了拢被风吹乱的衣领，“这世道，不是讲道理的地方。等过了这阵，爹就送你去福州投奔你姨母。”
话音未落，巷口忽然传来一阵喧哗。陈雄带着四个家丁，正堵在吴敬思家的破院门外，那胖子穿着件湖绸马褂，手里把玩着个翡翠扳指，笑得一脸横肉：“小娘子不在家陪你那瘸子情郎，跑出来给老子送菜？”
爱兰吓得往后缩了缩，却被戴瑞生护在身后。他攥紧了铜虎符，指节泛白：“陈老爷，犬女年幼不懂事，冲撞了您，还请海涵。”
“海涵？”陈雄往地上啐了口唾沫，“老子看上的人，还没有得不到的。今天要么把人留下，要么，我就拆了你这破药铺！”家丁们跟着哄笑，有个瘦高个还伸手去拽爱兰的辫子。
“住手！”院门“吱呀”一声开了，吴敬思拄着根断扁担，一瘸一拐地站在门内。他右腿不自然地扭曲着，裤管上渗着暗红的血渍，可腰杆挺得笔直：“陈雄，有本事冲我来！”
陈雄眯起眼，突然从家丁手里夺过一根棍子，劈头盖脸朝吴敬思打去：“上次没打断你的狗腿，这次连你这身贱骨头一起敲碎！”
爱兰尖叫着想去拦，却被戴瑞生死死按住。眼看棍子就要落在吴敬思头上，巷口忽然响起两声清脆的枪响，惊飞了檐下的燕子。陈雄手里的棍子“当啷”落地，他难以置信地低头，胸口多了个血洞，鲜血正汩汩往外冒。
“同盟会办事，闲人退避！”一个穿学生装的年轻女子站在雨里，手里握着支勃朗宁手枪，枪口还冒着烟。她身后跟着个穿西装的男人，还有一对长得一模一样的姐妹，都是短衫长裤，腰间鼓鼓囊囊的，显然也藏着家伙。
家丁们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地跑了。穿西装的男人蹲下身，探了探陈雄的鼻息，对戴瑞生拱了拱手：“在下刘孝思，这位是舍弟刘孝文，这两位是柳宁春、柳宁云姐妹。”他指了指地上的尸体，“此等恶霸，留着也是祸害。”
戴瑞生这才回过神，拉着爱兰就要下跪，被柳宁春一把扶住：“戴先生不必多礼，我们同盟会就是要替天行道。”她看了眼院门口的吴敬思，“这位兄弟伤得不轻，得赶紧医治。”
那天下午，同德堂的后堂第一次住进了“乱党”。刘孝思给吴敬思包扎伤口时，爱兰蹲在旁边烧开水，耳朵却忍不住往这边凑。柳宁云看出了她的心思，笑着说：“小妹妹别怕，我们不是打家劫舍的，是要推翻清廷，建立共和的。”
“共和？”爱兰捧着铜壶的手顿了顿，“那是什么？”
“就是天下人做主，再没有皇帝，也没有官老爷欺压百姓。”柳宁春接口道，她从包袱里掏出本《民报》，“你看，孙先生说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戴瑞生在门外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铜虎符。他想起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打进BJ时，父亲背着药箱去救治伤员，回来后说的那句“亡国了，要亡国了”。那时他还不懂，可看着眼前这些年轻人眼里的光，心里忽然像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
傍晚时分，药铺的门板被人擂得震天响。陈霸天带着一队巡防营士兵，举着火把堵在门口，声嘶力竭地喊：“把革命党交出来！不然烧了你们全家！”
刘孝文抄起墙角的步枪，就要往外冲，被刘孝思按住：“硬拼不行，后门有地道，戴先生，借你家路一用。”
戴瑞生没说话，掀开柜台后的暗板，露出条仅容一人通过的地道：“通向城外的甘蔗林，快走吧。”他转向爱兰，“你也走，跟他们去福州。”
“爹！”
“走！”戴瑞生把铜虎符塞进女儿手里，“记住，你是戴家的女儿，不能让人欺负。”
爱兰含泪点头，跟着柳家姐妹钻进地道。刘孝思临走前，塞给戴瑞生一把手枪：“留着防身，后会有期。”
地道口刚掩好，陈霸天就带着人冲了进来。他一眼看见吴敬思躺在竹床上，上去就给了两耳光：“说！革命党跑哪去了？”
吴敬思啐了口血沫：“不知道。”
“给我打！”陈霸天咆哮着，士兵们的枪托雨点般落在吴敬思身上。戴瑞生看着不忍，刚想开口，忽然听见“砰”的一声枪响——刘孝文不知何时又从地道里钻了出来，一枪正中陈霸天的眉心。
“姐姐说你这种败类，留着也是祸害百姓。”刘孝文吹了吹枪口的烟，拉着戴瑞生就往地道跑，“快走，巡防营的援兵要来了！”
那天夜里，同德堂燃起了熊熊大火。戴瑞生站在甘蔗林里，看着自家药铺的方向火光冲天，忽然老泪纵横。吴敬思拄着拐杖，站在他身边，轻声说：“戴先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宣统三年秋，武昌城里一声炮响，传遍了大江南北。莆田城里的巡防营倒戈，剪了辫子，换上了革命军的制服。戴瑞生跟着吴敬思，在废墟上重建了同德堂，只是招牌换成了“共和药局”。爱兰从福州寄来的信里说，她加入了同盟会，跟着柳家姐妹在女子北伐队里做医护，字里行间都是掩不住的兴奋。
民国元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消息传到莆田，戴瑞生特意打了壶酒，和吴敬思喝到深夜。“你说，这天下真的能好起来吗？”他给吴敬思斟满酒，眼里有了些往日没有的神采。
吴敬思的腿落下了残疾，却娶了邻村一个勤恳的寡妇，日子过得踏实。他喝干酒，把杯子往桌上一顿：“会好的，你看小兰，还有那些年轻人，不都在往前奔吗？”
那年冬天，戴瑞生的二夫人林春云生下个儿子。戴瑞生抱着襁褓里的婴儿，想起爱兰信里说的曹操，便给孩子取名戴宗，字孟德。“爹，你希望他做个大英雄？”吴敬思逗着孩子，小家伙攥着拳头，哭得响亮。
“不。”戴瑞生轻轻抚摸着儿子的额头，“我希望他能活在一个不用做英雄的年代。”
可这愿望，在动荡的岁月里显得格外奢侈。民国二年，二次革命爆发，刘孝思带着一队革命军路过莆田，在共和药局歇脚。他比三年前憔悴了许多，胡子拉碴，军装也磨破了边。“袁世凯要称帝了。”他喝着戴瑞生泡的草药，声音沙哑，“接下来，又是硬仗。”
“宁春和宁云呢？”戴瑞生问起那对姐妹。
刘孝思的眼圈红了：“去年在南京，为了掩护伤员，都牺牲了。”
药铺里静得能听见窗外的风声。爱兰的信里从没提过这些，想来是怕家里担心。戴瑞生叹了口气，往刘孝思的药碗里又添了些当归：“多保重。”
民国五年，袁世凯死了，可天下并没有太平。各路军阀混战，莆田城里今天是皖系的兵，明天又是直系的将，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戴瑞生靠着药铺的微薄收入，拉扯着戴宗长大，爱兰偶尔寄些钱回来，信里说她嫁给了刘孝文，现在在广州国民政府做事。
民国十五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已经六岁的戴宗，跟着父亲在药铺后院练拳，他继承了母亲林春云的清秀，却有着一股子不服输的韧劲。“爹，为什么那些当兵的总来抢东西？”他擦着脸上的汗，看着街面上呼啸而过的骑兵。
戴瑞生放下手里的药杵：“因为他们忘了，革命是为了什么。”他从怀里掏出那把刘孝思留下的手枪，枪管已经有些生锈，“等你长大了，要记得。”
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戴宗在莆田中学读书，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举着“还我东北”的标语。戴瑞生看着儿子晒黑的脸，没说什么，只是每晚都多留一盏灯，等他回来。吴敬思的儿子吴勇，和戴宗是同学，两个半大的小子，总说要去东北参军。
“去吧。”吴敬思在饭桌上拍了板，他的腿已经完全不能走路，可说话依旧有力，“国家遭了难，年轻人就该上前线。”
民国二十一年，戴宗和吴勇偷偷扒上了去南京的火车。戴瑞生发现时，只在儿子的枕头下找到一张字条：“爹，勿念，儿去从军，如祖上故事。”他捏着字条，想起道光年间的那位先祖，忽然觉得这铜虎符的温度，烫得手心发疼。
民国二十六年，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开始。戴宗在中央军校毕业，分配到第五战区，跟着李宗仁参加了台儿庄战役。他在信里很少说打仗的事，只说自己成了机枪连长，吴勇是他的副连长，两人互相照应。爱兰和刘孝文在武汉，负责后方物资转运，偶尔能在兵站遇见，说父亲身体还好，只是更苍老了。
民国二十八年，戴瑞生收到了吴敬思的死讯——日军轰炸莆田，老人为了抢救药铺里的药材，被埋在了废墟下。戴瑞生拄着拐杖，在瓦砾堆里扒了三天，只找到半块沾着血的铜虎符。他把这半块符交给路过的地下党，让他们转交给戴宗：“告诉他，家没了，但根还在。”
民国三十一年，戴宗已经三十三岁。他在长沙会战中负了伤，被送到后方医院。在这里，他遇见了妻子周敏——一位从上海来的女医生。两人在战火中相爱，结了婚，生了两个女儿，大的叫戴念，小的叫戴思，都是取“思念”之意。
这年冬天，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医院被迫转移。在湖南的一个山洞里，周敏临盆了。没有麻药，没有干净的布，只有战友们用钢盔烧的热水。戴宗守在洞口，听着妻子痛苦的呻吟，手里紧紧攥着那半块铜虎符。忽然，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传了出来，接生的护士笑着跑出来：“连长，是个小子！”
戴宗冲进山洞，看着襁褓里皱巴巴的小家伙，又看看汗如雨下的妻子，忽然想起父亲给他取的字。“就叫金海吧。”他吻了吻周敏的额头，“戴金海，愿他以后能看见金色的海洋，再没有战火。”
民国三十四年，日本宣布投降。戴宗跟着部队接收南京，在总统府的废墟上，遇见了头发花白的刘孝文。爱兰在三年前的重庆大轰炸中去世了，刘孝文的一条胳膊也没了，正拄着拐杖，指挥士兵清理瓦砾。“你爹还好吗？”他问戴宗，眼里的光像风中残烛。
“民国三十三年就过世了，很安详。”戴宗递给他一支烟，“他说，能等到胜利这一天，值了。”
刘孝文点着烟，深深吸了一口，烟圈在废墟上空飘散：“是啊，值了。”
民国三十八年，解放军渡过长江。戴宗在上海的阵地上，看着对岸打来的照明弹，像无数个夜晚在战场上见过的星星。他想起父亲的话，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忽然把枪扔在了地上。“我们打仗，不就是为了不让老百姓再受苦吗？”他对身边的士兵说，“别打了。”
那年秋天，戴宗带着周敏和三个孩子，回到了莆田。同德堂的旧址上，已经建起了新的医院，他成了这里的一名医生，周敏也在儿科工作。大女儿戴念背着书包去学校，小女儿戴思在院子里追蝴蝶，儿子戴金海刚学会走路，摇摇晃晃地扑向父亲怀里。
1949年10月1日，BJ传来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戴宗抱着金海，站在医院的屋顶上，看着远处游行的人群举着红旗，唱着他从未听过的歌。周敏靠在他身边，轻声说：“你看，真的和平了。”
金海在父亲怀里咯咯地笑，小手抓住了戴宗脖子上挂着的铜虎符——那是他修复好的，两半拼在一起，像一只完整的老虎，在阳光下闪着温润的光。戴宗低头看着儿子，忽然想起宣统元年那个梅雨的清晨，父亲把铜虎符塞进姐姐手里的模样。
岁月流转，朝代更迭，可有些东西，总在血脉里流传。就像这枚铜虎符，见证过鸦片战争的硝烟，经历过辛亥革命的炮火，也沐浴过抗战胜利的阳光。它不再是权力的象征，只是一个普通家族的记忆，提醒着每一个后人：和平来之不易，守护，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
傍晚的霞光，把医院的白墙染成了金色。戴宗抱着金海，沿着楼梯一步步往下走，周敏牵着两个女儿跟在后面，一家人的影子被拉得很长。远处传来孩子们的笑声，清脆得像多年前那个雨巷里，少女爱兰转动油纸伞时，溅起的水花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