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东边邻居是一对来自青岛的赵姓夫妇。男人是少尉排长，我们小孩子都喊他赵叔。

　　赵叔脸膛黝黑，高大挺拔，是一个标准的山东汉子。

　　我在家门口常碰见他。让人厌烦的是，他常喊口令逗我玩。

　　见我正走着路，他会扯起嗓子喊：

　　一二一！

　　见我要拐进厨房，他会拔高了声调喊：

　　向右转——走！

　　见我回到家门口停下脚步，他会拖出一段长音喊：

　　立——定!

　　他喊着，我懒散的步伐就不由自主随上了他的口令。

　　他是长官，我没办法不听他的。

　　他满意地笑了。可我没笑，也不觉得有什么好笑。他太太要是在场，准会骂他没正形，没稳当劲儿。

　　当然，他也有正形的时候。若遇到检查或者公干，他会脱掉军便服，换一身笔挺的军常服。他从家里走出，以立正姿势站定，昂起头，活脱脱一幅军人雕像，着实能给周围带来震撼。

　　我想山东人，或是青岛人是否都这样高大？

　　我的小伙伴都知道青岛，就我从未听说过。他们说那是北方一座城，可以在海里洗澡，在沙滩上捉螃蟹。

　　我听了不以为然，忍不住呛他们一句：

　　我们上海有游泳池，才不要到海边去游泳呢。

　　听我这么一说，他动了怒，一对黑亮的眼睛紧盯着我，像两只黑洞洞的枪眼，我的身子缩回了一半。

　　他两手掐腰，喉咙里像喷出一团火：

　　听我口令，立——正！

　　我立刻像中了子弹一样站直了身子。

　　随后他用稍缓的口气喊道：

　　稍息！

　　一张黑黝黝的脸凑近了我。

　　怎么了你，小伙子，你不说话，我就不知道你是上海来的？

　　你们上海人牛气不假。可是你把大轮船放进游泳池里让我看看。

　　一个高大的中年汉子，竟跟我这样的小孩较起了真。

　　我是怕他，可并不服气。我觉得，除了个头，他一点也不高大。

　　以后再碰见他，我便低下头加快了脚步。我怕他又喊我口令，也怕他跟我说话。

　　说来也怪，我越躲着他，他越想逮着机会跟我说话。

　　一个大人对一个小孩除了吹牛还能说什么话。

　　这么说吧，俺们青岛人吃虾就像嗑瓜子，永远没个够。

　　我说你都不信，我要是在海边抓一盆螃蟹，就像在井台上打一桶水一样轻松；

　　在我们那里，空气里都能闻到鱼虾睡觉的味道……

　　其实这些话上次他都说过，可我依旧要低头假装在听。

　　他连自己的小孩也不放过。

　　一次，他儿子赵忠义正在门口写作业，他突然喊了一声：

　　忠义，起立！

　　赵忠义不愧是他儿子，立刻放下笔，直挺挺站了起来。

　　他咂咂嘴，用惋惜的口吻说：

　　你都快八岁了吧，怎么个头儿还不见长。看你这胳膊，怎么跟高粱秆一样。

　　他就是这样，一时兴起毫无由头地乱说。用大嗓门说，还说得振振有词。

　　有时他跟人正聊得起劲，他太太隔窗喊他吃饭，他跟眼前的人该怎么聊还怎么聊。直到太太隔窗开骂起来，他才依依不舍往家走。

　　他回到家，我还能听见太太在大声埋怨：

　　吃现成的还要八台大轿抬你，你是爷呀。

　　他太太我们喊赵姨。赵姨身材丰盈健壮，常穿着宽大的衣裤，洗大盆的衣服，用扎着大头的拖把拖地，用大葱沾着大酱大口嚼着馒头，还能包大馅的饺子。

　　真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说起聊天，她丝毫不在赵叔之下。

　　她聊起天来，男人可以是她的亲兄弟，女人可以是她的亲姐妹，小孩可以是她的亲儿女，仿佛人人都可以是她的家里人。

　　她说着话，手就不闲着。不是帮人家整理一下头发，就是扯着人家的衣服夸奖一番，正准备往嘴里送的橘子也要硬塞给人一半。

　　她的热心也连累了她家的缝纫机。那年月，缝纫机还是紧俏货。可是她那台缝纫机多半是为别人缝补的。不是这个太太过来缝纫一下裤腰，那个太太走一圈布口袋。

　　她就是她男人的女性版本。

　　她生怕别人不知道她家吃什么饭，每次家里包饺子，总要盛几个饺子端给我们尝尝。她还教会了阿姨包饺子。

　　她买块料子，也要到我们家里来，在阿姨面前不停比划。好像料子是给阿姨买的。

　　有了这么一个邻居，门只具有象征意义。她往往推门就进，进我家就如同进了自己家。两家着实成为一家，两家的生活就都在彼此的眼睛和耳朵里了。

　　有了赵姨，阿姨也不再寂寞，白嫩的脸上红润了许多。跟刚下船那阵子比，真是换了一个人。

　　自我上次住院后，我跟她的关系顺畅了很多。我主动帮她做事，她也主动吩咐我做事。

　　家洁跟她的话虽不多，但是也能阿姨长、阿姨短叫得自然顺畅。

　　家辉更不用说。他俩经常在一起游戏，有时在床上打闹到一起。

　　每过几天，她仍要去附近的山上跟那个男孩说话。我们已见怪不怪，权当她到别人家串门了。

　　时间是个好东西，把生的东西熬成了熟的；把扭曲的东西抻直了；把尴尬的东西弄自然了。

　　赵叔夫妻俩有一对儿女。儿子赵忠义与我同岁，女儿赵春意年龄跟妹妹相仿，我们都在眷村学校上学。放了学，我们就在门口玩。等玩得差不多了，两家的孩子就在各自的门口写作业。彼此抬眼相望，埋头间一道难题皱上眉来，抓耳挠腮一番仍不求甚解，便拿起课本凑到对方那里求教。

　　两家孩子们之间的相处，让我们拥有了另外的天地。多少弥补了房屋狭小带来的压抑。

　　我以为我们两家会一直这样相处下去，可还是发生了不愉快的事。

　　不知从哪天起，赵家门口突然热闹起来，成了左邻右舍聚会的场所。不用说，大部分时间都是赵叔夫妻俩在说，其他人在听。我纳闷，这些人怎么那么爱听他们吹牛。

　　每天晚饭后，是那帮人最高兴的时候。大家摇着蒲扇谈天说地。有时兴致上来，有人竟拿酒助兴，酒入口时的吱吱声不绝于耳。

　　有时楚汉对垒，一旁的围观者便像林中的鸟，叽喳喊个不停。

　　天黑了，赵叔便把电灯从家里扯出，直到军营的熄灯号吹起，一帮人才从忘乎所以中回过神，看看表说：

　　不好，回家又得挨骂。不聊了，回了，回了。

　　而我们家门口就显得落寂。父亲作为一介文人，举手投足间就同周围人有了距离，不喜欢这么多人在一起瞎聊闲扯。他那套十里洋场的做派在这里更拿不出手，和人家的热络格格不入。

　　有时，我们已经上床就寝，可赵家门口仍热闹异常。门外一阵高过一阵的热闹，对外面的人而言是过瘾到尽致，而在父亲却是折磨。

　　这天晚饭后，赵家门口又挂起了电灯，热闹异常。这声音穿过门缝，飘进父亲的屋里。

　　父亲终于忍受不住了。

　　这家人天天这么热闹，他们自己高兴，就不顾忌别人了。

　　她劝他说：

　　你一心睡觉，不听他们就是了。

　　我耳朵又没聋。

　　我不想听就很快睡着了，你睡不着，说明你在听。

　　是他们硬给我听的。明天找主任，非说说不可。

　　这种事情你不能找长官的。今后和人家怎么相处，别忘了人家也是长官，惹不起的。

　　那就搬家。

　　说的容易，往哪里搬？前几天你不是说，调来一个少校，都没分上宿舍吗。好了，人家北方人和我们生不一样的，就忍了吧。

　　可几天后，他又忍不住了。

　　简直烦死了。我得出去说说他们。

　　你躺下吧，我出去跟他们说。

　　她披了件衣服下床，出门去了。

　　一会儿，外面就安静了。

　　以后一连几天都很安静。

　　父亲倒有不安。

　　老赵没生气吧？

　　没有，人家还怕我们生气呢。

　　第二天晚饭后，她正收拾碗筷，父亲在里屋收听无线电，门口突然响起了敲门声。我过去开了门，门口站着赵叔，他来找父亲。

　　还是那个高大的身板，还是一双大眼睛。

　　以往他都是推门而入，而今却敲了门，这多少有些意外。看来两家的确不似以前。我看出他眼睛里有一丝忧伤。

　　父亲惊喜得有些局促：

　　老赵，外屋乱，到里屋坐吧。

　　我不进你的婚房，咱俩还是到外面凉快一会儿吧。

　　两人出了门。

　　那天晚上，他们坐在我家门外说了很久。等父亲回来，我们已经睡了。

　　第二天晚饭后，父亲又被他叫出去说话。

　　看他们神秘的样子，我断定他们不是闲聊，而是在谈正经事。

　　可我仍很蹊跷，他们之间能有什么正经事呢？

　　我好奇地打开门，看见他俩正坐在小板凳上。父亲正说着什么，赵叔在一旁不住点头。

　　赵叔竟做了听众，一副很虚心的样子，这倒是新鲜事。我惊奇地发现他哭了。

　　那几天，再也听不见赵叔粗声大气的说笑声。

　　父亲也很神秘，每次同赵叔说完话回到家，就直奔里屋，同她小声嘀咕着什么，唯恐我们听见。

　　一天晚上，我们都躺下了。家洁和家辉已睡着。我也迷迷糊糊快要睡着，里屋却传来两人的说话声。

　　让我说对了吧，老赵真生气了。

　　是吗？

　　我倒希望是乱猜。今天下班，路上他明明看见我了，却一头拐进春喜商店那条路，这不是躲我么？

　　哦，是这样。

　　里屋一时陷入沉默。

　　过了一会儿，她说：

　　不管他，这种事不能随便答应的。

　　我也没回绝他，只说帮他看看。没想到，他心眼这么小。

　　本来不想跟你说的。刚才在厨房，我跟他老婆说话，她爱理不理的。他们北方人，看着高高大大，心眼却这么小。别管他们，我们又不欠他们的。

　　等顾德祥回信再说吧。

　　顾德祥？父亲怎么说起了他？

　　这个名字好熟。他可是上海滩挺有名气的纺织工厂主，是父亲的老主顾，我们还去过他家参加party呢。我们来台湾的时候，他去了香港，把他的工厂也搬了过去。

　　父亲和赵叔怎么说起他来了？

　　我一时云里雾里，有几次我想问父亲。可想到两个人神神秘秘的，就没敢问。

　　这件事我是在两个月后才知道来龙去脉，当时我惊得有些呆傻。

　　过了没多久，这件事让我们两家遭遇了一场大变故。

　　但在我没弄明白这件事之前，另一件事占据了我的身心。

　　那天早上，空气粘滞，灰黑的云压迫着我的头顶。

　　我走在上学的路上，说不清是为什么，总有一种喘不上气的感觉。

　　到了校门口，就见路边停着两辆军用吉普车。

　　突然，前面的学生骚动起来，纷纷朝路边退让。不一会儿，就见几个军警押着一个五花大绑的人走在了路中央。

　　我张大了嘴，差点喊了出来。

　　竟然是那个女校长。她还是穿一身灰色西装。只不过她头发凌乱，神情凛然。显然在被绑之前，她经历了一番抗争。

　　她抬头挺胸，目不斜视，眼睛里有一种决绝，也有一丝轻蔑。

　　她经过我身边时，我感到她的目光划了我一下。如同一把刷子扫了一下我衣服上的灰尘，我哆嗦了一下。

　　这是我最后一次领教她的目光，还是那样犀利。那颗黑痣倔强地挂在嘴边。我的心像被刀剜下一块肉。

　　据说她是共党的谍报人员。

　　过了几天，她又被五花大绑现身于马场町。

　　她身后有两名高大宪兵用四只大手用力摁住她瘦弱的肩膀，才勉强让她跪在了地上。

　　她不再挣扎，认命地闭上眼睛。随着一声沉闷的枪响，她一下栽倒在地。尘土飞扬中，她的头歪在了一边。

　　我用手拼命捂住嘴，才没哭出声来。

　　等这一轮人犯枪毙结束，我便疯狂地跑了过去。

　　她那双眼睛不甘地睁着，一滴清泪从眼眶滑出，在鼻梁一侧停住。

　　那几天，我是在抽搐中进入梦乡的。